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人物被送去了监狱，伴随着这三人仕途生涯的终结，《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也一度陷入了停顿的状态。要知道，这三个秀才就是杂志社的发动机，没有了他们仨，整个杂志社的工作也难以开展。 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红旗》这本杂志曾有短暂时间处于停刊的状态。 三秀才的消失，再加上陈老夫子的落幕（1970年），1970年这一年可以看作是《红旗》杂志生命转折的重要拐点。以前的《红旗》是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媲美的存在，但这时候，这本杂志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影响力一路下滑得很是厉害。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78年，这一年对《红旗》杂志而言，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年。倘若能在这一年抓住机会，肯定是会翻身的，可惜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没有成功抓住。这一年，于《红旗》杂志而言，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最后的一抹身影。 1978年的4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时，编辑部都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居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毫不夸张的说，在我个人看来，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大幕。 在我看来，1978年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思想决定行动，在行动之前，只能先解决思想问题，统一思想以后，才不会制约和束缚行动的步伐。 因此，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展开，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很多的报刊媒体都参与到了其中，反而是《红旗》杂志居然出奇的沉默，连着好几期都没有参与进来。 要知道，之前的《红旗》杂志可以说是舆论的喉舌，很多重要的声音里面，都有这本杂志的发声。当时，很多人都等着，想听听《红旗》的声音。但是，一直保持沉默的样子，让很多人很意外，以至于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有不少读者直接给杂志社写了意见信，谭震林同志也看不下去了，他亲自操刀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杂志社。这篇文章里面，旗帜鲜明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于是否要刊发这篇文章，杂志社也拿不准，组织上也没有给予强制的干预，只是给了指导意见，《红旗》杂志不卷入这场争论，已经把自己搞得很被动了。 为什么不参与进来呢？要有态度，要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 但是，谭的文章迟迟没有发布。 于是乎，在1978年12月，直接绕过了杂志社编辑部，在《红旗》杂志的第12期上刊发了这篇文章。 主动刊发和被动刊发，这两者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都已经是12月了。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从五月初开始的，过去了七个多月，《红旗》杂志社才被动的参与进来，已经太晚了。 这本杂志也失去了一次机会。 1988年，这一年的7月1号，随着《求是》杂志的创刊，《红旗》也就顺势离开了历史这个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