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富贵窝里长大的李氏，经人说媒嫁给了衣锦还乡的吴佩孚，本以为是幸福的开始，却不想，这竟是苦日子的开头。
吴佩孚是一位兼具文武双全的儒将，以精湛的兵法和出色的战斗能力著称。他曾在多个战场上屡建奇功，从安湘到皖南，再到鄂地，最终在奉天一战中也屡次获得胜利，声名显赫，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他的诗心怀天下，关心民生，忧国忧民；他的书法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彰显出英雄的气魄。吴佩孚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操，常自比关羽、岳飞。他曾说：“英雄并不以成败来定义，我以关羽、岳飞为楷模，所以我为人不贪财、不恋色、不畏死。我志在春秋，立志为国家和民族效力，不惜肝脑涂地。” 1920年，曾有一种说法流传：“如果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就可以统一中国。”这三位前清的秀才分别是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及直系军阀的吴佩孚。吴佩孚于1874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一个普通家庭。吴父为他取名“佩孚”，字“子玉”，寄托了父亲希望他能像戚继光一样驱逐外侮、保家卫国的愿望。 14岁时，吴佩孚因父亲去世，家境急转直下，几近贫困，差点辍学。为了能够继续求学，他不得不前往山东登州的水师营当学兵。22岁时，吴佩孚参加了登州的科举考试，并一举考中了第三名秀才。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清朝末期，秀才的头衔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光彩照人，吴佩孚依然感到前途未卜。 在这段迷茫的时光中，吴佩孚一度染上了鸦片，生活变得更加贫困。深知鸦片是败国亡身之物，吴佩孚最终幡然醒悟，决定改过自新。他大闹烟馆，将鸦片台掀翻，因而被官府撤去了秀才的功名。为了避祸，他决定外逃，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道路。
1905年秋天，山东曲阜的李家迎来了喜庆的婚礼，李家的大小姐自小生活优越，举止得体。这桩婚事经过媒人多次的调解才最终成定局，新郎吴佩孚是北洋新军的军官，家境普通，但凭借军中的前途，倒也配得上李家的小姐。婚后的第三天，吴佩孚因军务紧急匆忙离开，李氏虽理解丈夫以事业为重，但她逐渐发现，现实的婚后生活与她的预期相差甚远。 搬进吴家后，李氏对家中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失望。虽然吴佩孚每月有固定薪水，但婆婆一贯节俭，家中的开销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甚至连几文钱的花费都需要经过婆婆的同意。李氏与婆婆多次发生争执，最终不得不回娘家暂住。到了1908年，吴佩孚在长春站稳脚跟后，终于将李氏接到军营，本该是团圆时光，但吴佩孚依旧将军饷交给母亲保管。 军营的生活比家中更加艰苦，婆婆坚持不雇佣佣人，李氏每天起早准备三餐，还要打理家务。虽然她习惯了这些琐碎的工作，但北方的寒冷和孤独的军营生活让她倍感压力。更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婆婆不断提起她未能生育的事情。在婆婆看来，吴家急需一个继承人，而李氏多年未能生育，成了婆婆心头的大问题。 就在此时，张佩兰出现在了吴家。她对婆婆特别孝顺，经常围着婆婆转，一口一个“干娘”叫得亲切。婆婆看她贤良淑德，又知她对吴佩孚有意，便开始计划让儿子纳她为妾。李氏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沉重，婚姻中的裂痕也逐渐加深。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签署不平等的《巴黎和约》，并激烈地捣毁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30多名学生，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几天后，吴佩孚得知这一消息后，直接向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发电，表示强烈的愤怒。 他在电文中写道：“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前仆后继，草击钟，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吴佩孚在电文中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赞扬他们的爱国情怀，并表示：“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山东家乡当作肉吃！身为山东籍军人，我愿与日本决一死战！” 吴佩孚在洛阳的鼎盛时期，掌握了数十万大军，直属部队包括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总兵力超过十万，控制了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大片土地。洛阳因此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时人称之为“西宫”。吴佩孚的权力达到顶峰，几乎成了北方最大的军阀，时人甚至用“洛阳一打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来形容他的影响力。 1924年，吴佩孚站在事业的巅峰，成为了《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国人，并被称为“中国最强者”。这时，他的前途被广泛看好，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将他誉为当代中国的“华盛顿”。 吴佩孚一生孤傲不群，心直口快，崇尚正义。他对待曾经支持帮助过自己的人总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赠官送物，慷慨大方；而对于那些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坏人，他深恶痛绝，极度反感。吴佩孚曾在长春担任管带时，带兵巡防。 一次，他意外救下了一个被强盗劫持的商队，得知商队老板翁钦生正是当年让自己陷入官司的罪魁祸首。尽管心中愤怒，吴佩孚却没有报仇，而是热情款待翁钦生，并亲自派兵护送他回家。翁钦生回到家乡后，不断宣传吴佩孚的胸襟和乡情，称他为未来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