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挂上去！”1958年，众人将李鸿章夫妇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在街上游行，让不少人震惊的是，李鸿章的墓中并没有奢侈的陪葬品，只有一个密封的小匣子十分引人注意……
在晚清的官场上，李鸿章与左宗棠无疑是最为著名的冤家。两人都曾是朝廷的重要支柱，参与镇压多次叛乱起义，均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且都在清朝政权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一个贪婪，一个廉洁。 他曾两次因涉嫌受贿而被指控。第一次发生在1896年，当时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据称，他涉嫌收受俄国300万卢布（约合150到200万两白银）。第二次则发生在1898年，关于旅顺、大连租借问题，李鸿章再次被指控从俄国收受50万卢布的贿赂。 李鸿章的贪婪，在当时的官场中几乎是家喻户晓。常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财富：“宰相合肥天下瘦。”这句话讽刺了李鸿章的贪财之名。李鸿章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著名的教育家和外交家容闳曾与李鸿章有过接触，他曾透露，李鸿章的私产近5000万两，遗留下来的财产极为可观。而在《近代名人传》中也提到：“李鸿章殁后，家资几千万，其弟兄子孙的私财也有几千余万。” 根据《李经方遗嘱》的记载，李经方的有形资产主要为房地产，包括住宅、宅基地等，共计约12处，还有公司股票7张、砖瓦厂3处、银行存单6张、田产5处、应收账款5宗，现金也高达2.7万元，其他资产也有明确的价值，总额约为72.6万。此外，租金明确的田产年租金达2.35万石。虽然这些仅仅是李鸿章遗产的冰山一角，但可以推测，李鸿章的家族留下了极为丰厚的财富，若按现代的购买力计算，其家族财产总值甚至可能高达数百亿。
1958年的合肥，一场轰动全城的事件正在上演。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一辆拖拉机缓缓驶过合肥的街道，车后挂着一具具早已干枯的尸骨。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有的指指点点，有的默然无语。这些尸骨，正是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和他的夫人赵小莲的遗骸。 这一切源于合肥钢铁厂的选址工程。当地决定在李鸿章的墓地上建设新厂区，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地区。三十二个生产队的队长带领村民们开始了挖掘工作，但谁也没想到，这座看似普通的墓穴竟如此难以打开。 然而，当墓室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墓中并没有预期中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相反，整个墓室异常简朴，只有几件普通的陪葬品：两块铜制的假金砖，一把造型独特的七星宝剑，一块看起来年代久远的怀表，以及七枚金币。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物品的摆放方式。它们都被安置在一个密封的小匣子里，小心翼翼地垫在棺材之下，并且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 李鸿章生前位极人臣，家产丰厚，光是在合肥的土地就有六十万亩之多，每年的租金收入就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元。这样一位富可敌国的大官，临终时却只留下这么几件普通的陪葬品，这种反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将这种朴素解读为李鸿章的＂虚伪＂，认为这是他试图掩饰一生劣迹的手段。就这样，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村民们将李鸿章夫妇的遗骸从墓中拖出，绑在拖拉机后示众。
李鸿章的为人懒散且流气，这样的作风适合当名士，因为名士向来需要依靠流气来撑起形象。然而，若将这种态度带入政界，则显得不合适，甚至致命。曾国藩则无法容忍这种懒散作风，他一贯工作认真，生活严谨，且有着明确的生活规则。 有一次，曾国藩按时开了早饭，李鸿章却仍然躺在床上，迟迟未起。曾国藩派人多次去催促，李鸿章勉强答应，却继续躺着睡觉。最终，李鸿章姗姗来迟，曾国藩不禁拍桌表示：“少荃，此间唯一诚字。”他的语气虽然轻，但意思十分明确——从政不是随意的聚会，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闲聊。李鸿章从这一刻深刻感受到，从政需要严谨，作风也需要严格要求。 李鸿章在取悦当权者方面，除了见风使舵外，常常采用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有一次，他在上奏折时提到直隶某地出现“麦秀两歧”，即同一株麦子上长出了两穗。这一现象被解读为天下太平和皇帝圣明的象征，李鸿章借此向慈禧太后献媚，试图讨好她。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李鸿章访问俄国时，他参加了沙皇加冕典礼。在庆祝活动中，由于组织不当，发生了拥挤踩踏致死的惨剧。李鸿章在观礼台上，询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会将这一不幸事件向沙皇汇报。 维特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头表示：“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比如我曾任直隶总督时，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向皇帝报告时，始终称当地一切太平，百姓健康。”这一番话显现了李鸿章一贯的避重就轻、迎合上级的态度。 左宗棠敢于与洋人对抗，不迷信外力，即便借助外债等外力，但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敢于迎战。而李鸿章则完全迷信洋人，认为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不可战胜，甚至不敢与这些国家进行坚决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