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这是个让旧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特务机构。局里分了三个处，徐恩曾当特务一处处长，管的是党务调查，也就是后来“中统”的前身；戴笠是特务二处处长，负责监视军队，成了“军统”的班底；还有个第三处管邮电监察，先是丁默邨当处长，后来换成金斌。那时候李士群在中统就是个小角色，才中尉军衔，天天在瞻园路的办公处看上司脸色，心里满是怨气。 自打1933年刺杀马绍武的事不了了之，李士群就被晾在一边。徐恩曾看他去过苏联，懂点俄语，就派他去当编译员，后来又让他管留俄学生招待所，说是副主任，其实就是个没权的闲差。每天混日子的李士群憋了一肚子火，回家就跟老婆叶吉卿发牢骚，说总有一天要出这口恶气。那时候中统内部贪腐成风，徐恩曾这帮人捞钱捞得明目张胆，李士群嘴上骂着，心里也眼红，可自己没靠山，只能忍着。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战火很快烧到南京。11月，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南京眼看守不住了。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临走前，徐恩曾让李士群、石森林等人留在南京潜伏，联络点设在玄武湖边大树根76号的小洋房。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自称逃难的乡下姑娘当女佣，其中叫阿花的长得清秀，干活也利索。李士群本就好色，时不时对阿花动手动脚，没想到这阿花竟是日本特务。 一天，李士群出门赶上空袭警报，突然想起卧室藏着中统文件，急忙跑回去，竟看见阿花用镜子给日本飞机发信号。他当场掏枪搜出密电码，心里却暗喜：正愁没机会投靠日本人，这下机会来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不但没抓阿花，反而动了歪心思——打算通过阿花和日本特务搭上关系，彻底背叛国家。 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李士群逃到汉口。1938年初，他让阿花先去香港铺路，自己到中统临时办公处报到，住在日租界的宿舍。有一天在门口，差点被丁默邨的轿车撞到。几年没见，丁默邨现在负责接待叛逃的张国焘，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李士群一肚子怨气，当面就吵：“你倒是风光，知道我受多少罪吗？信不信我去老板那告你！”丁默邨赶紧安抚，塞了一沓法币，说会帮他谋个差事。没多久，李士群还真被委任为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可他心里清楚，这都是丁默邨卖的人情。 谁知道好景不长，丁默邨因为接待张国焘时铺张浪费，被戴笠抓住把柄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正想整顿特务机构，趁机撤了丁默邨的职务，第三处也被取消。丁默邨一气之下去了香港“治病”，还做起了生意。李士群眼看靠山倒了，赶紧让叶吉卿回浙江老家，自己把特务室的公款全卷走，绕道广西、越南，坐船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李士群很快和阿花接上了头。通过阿花，他认识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觉得李士群在香港用处不大，就写了封信，让他去上海找日本领事馆的清水董三。1938年的上海，已经是日军占领下的“孤岛”，李士群揣着中村的信，踏进了日本特务的地盘。清水董三正需要熟悉上海情况的汉奸帮忙，李士群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这个曾经的中统特务，对国民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又有背叛的前科，正是拉拢的好对象。 在清水的安排下，李士群住进了日军控制的租界，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他先是把中统在上海的潜伏名单卖给日本宪兵队，接着又帮忙组建伪政权的特务机构。1939年，汪伪政权在上海成立，李士群当上了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副主任，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头目。在这里，他设立刑讯室，残害抗日志士，只要谁反对汪精卫伪政府，就严刑拷打，甚至杀人灭口。曾经那个在上海大学读进步刊物的青年，彻底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帮凶。 从1932年在中统坐冷板凳，到1938年投靠日本特务，李士群的堕落轨迹清晰可见。他原本有知识、有机会，却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迷失了本性。在南京发现阿花是日本特务时，他本可以选择正义，却选择了背叛；在汉口遇到丁默邨时，他本可以踏实做事，却一心想着投机钻营；最后卷款逃到香港，更是把国家大义抛在脑后，只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这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无论什么年代，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最终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从一个中统的小特务，变成人人唾弃的汉奸，不是偶然，而是他一次次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