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6岁的杨绛看着已病若膏肓的女儿钱瑗，贴在她耳边轻声道：＂安心睡吧，

1997年，86岁的杨绛看着已病若膏肓的女儿钱瑗，贴在她耳边轻声道：＂安心睡吧，我和你爸爸祝你睡好。＂话音刚落，钱瑗缓缓闭上了双眼。 在1997年3月4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格外安静。杨绛坐在病床前，轻轻拉着女儿钱瑗的手。 这一刻，86岁的杨绛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出了最后的话语：＂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听到这句话，钱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个笑容定格在了1997年3月4日，成为了母亲杨绛永远的记忆。钱瑗带着这个笑容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停留在了她56岁的年纪。 从1966年开始，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语，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在课堂上，她是严谨认真的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她是孜孜不倦的学者。 1993年，钱瑗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这是对她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这个头衔背后，是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付出。 钱瑗继承了母亲杨绛淡泊名利的性格，从不追求虚名和地位。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教学、科研和学生。 每天深夜，北师大外语系的教室里常常亮着一盏灯，那是钱瑗在备课。第二天清晨，她又是第一个到达教室的老师。 由于学校师资紧张，钱瑗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她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在意学生能否真正学到知识。 然而，高强度的工作最终透支了她的健康。起初的咳嗽和腰痛，被她简单地归结为劳累和感冒。 直到医生诊断出晚期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她仍然惦记着自己的教学工作。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也时常询问学生们的学习情况。 1995年冬天，钱瑗住进了西山脚下的医院。这个消息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确诊的那一刻起，钱瑗就下定决心要隐瞒病情的严重程度。在母亲杨绛面前，她总是表现得轻松愉快。 每天傍晚，母女俩都会通一通电话，这成了她们最重要的联系方式。她们给这种通话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叫＂拉指头＂，因为无法像见面时那样手拉手。 电话里，钱瑗总是报喜不报忧，谈论着学校的趣事和学生们的情况。尽管化疗让她失去了一头黑发，她在电话中依然笑着对母亲说：＂我现在是尼姑。＂ 杨绛每周都会去西山医院看望女儿。但这些探视总是很短暂，因为钱瑗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日渐消瘦的样子。 在三里河的家中，杨绛还要照顾着丈夫钱锺书。为了不让丈夫担心，她对钱锺书说女儿只是得了骨结核。 钱锺书相信了这个解释，还说：＂坏事变好事，阿圆从此可以卸下校方重担，也有理由推托不干了。＂这句话让杨绛既欣慰又心酸。 1994年夏天，钱锺书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让本就忙碌的杨绛更加奔波。 她每天都要去看望丈夫，为他送饭送菜，准备各种营养汤水。同时还要兼顾对女儿的照顾，在医院和家之间不停往返。 钱瑗的病情在1996年开始急转直下。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不让母亲经常来探望。 每次母亲要来看她，她总会找各种借口推辞。她说自己在休息，说正在做检查，说今天医生特别多。 在三里河的家中，杨绛依然维持着正常的生活节奏。她每天按时为丈夫准备饭菜，整理房间，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 然而，这个家已经不再完整。三里河的寓所少了欢声笑语，只剩下了一种沉默的等待。 这段时期，杨绛成了这个家唯一的纽带。她像是一个无声的使者，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传递着爱与牵挂。 钱瑗离世后，她生前的同事们为她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告别仪式。在她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写着：＂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那天，杨绛没有出现在告别仪式上。她选择独自在家中，用自己的方式送别女儿。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师生们难以接受钱瑗的离去。他们向杨绛提出请求，希望能够保留钱瑗的一部分骨灰。 最终，他们选择了校园里的一棵雪松。这棵树站立在钱瑗曾经每天必经的路上，见证过她无数次匆匆的脚步。 在钱瑗离世近百日的时候，杨绛独自来到了这棵雪松旁。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用苏东坡的悼亡词表达思念：＂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 1998年的冬天，更大的打击降临到了杨绛的身上。她的丈夫钱锺书在岁末离世。 至此，曾经相濡以沫的＂我们仨＂，只剩下了杨绛一人。三里河的寓所显得格外空旷。 在钱锺书离世后，杨绛开始执笔写作《我们仨》。这本书记录了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 书中，她写道：＂人间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三里河的寓所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钱瑗的房间，她的书籍，她的物品，都被小心地保存着。 每年钱瑗的忌日，杨绛都会收到北师大学生们送来的鲜花。这些花放在书桌上，仿佛在告诉她，女儿的精神依然活在学生们的心中。 在往后的岁月里，杨绛继续创作、翻译，用工作填补生活的空白。她的坚强和优雅，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