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迫降在唐山，解放军撬开舱门时，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惊住了：“一堆一堆的全是银元，加起来足足有4.6吨！” 1949年，一架机翼折断的C-46运输机歪斜地扎进玉米地里。闻讯赶来的解放军战士撬开舱门时，手电筒光束里堆成小山的银元闪着寒光。 这些用麻袋装着的袁大头足有4.6吨重，按照当时物价足够买下整条街的商铺。更离奇的是驾驶舱里昏迷的飞行员穿着国民党空军制服，衣领上还别着象征精锐部队的飞鹰徽章。 这个名叫杨宝庆的飞行员在医院醒来后，用浓重的河北口音说出的话让守候的指导员惊得打翻了搪瓷缸——他是带着飞机和银元来投诚的。 这个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十二年的王牌飞行员，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空战，获得过三枚云麾勋章的技术骨干，此刻正躺在解放区的病床上喝小米粥。 杨宝庆的老家在保定农村，八岁那年遇上直奉军阀混战。他记得清清楚楚，家里土坯房被溃兵点着时，母亲把他和妹妹塞进腌咸菜的大缸。 等他们爬出来时，房梁烧得只剩半截黑木头，父亲倒在磨盘旁边，手里还攥着半袋没来得及藏的高粱。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天津亲戚，结果刚进城门就被巡警当作流民驱赶。要不是教会办的救济所每天发两个窝头，杨家兄妹早就饿死在桥洞底下了。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37年，当时中央航校到天津招生，杨宝庆凭着私塾先生教的《三字经》和打算盘的功夫通过了文化考试。 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训练时，他亲眼见过日本轰炸机把航校宿舍炸成废墟。最危险那次他刚把飞机滑进机库，炸弹就在跑道正中炸出三米深坑。这些经历让他在同期学员里出了名，大伙都说这小子命硬。 抗战胜利后，杨宝庆被调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当运输机中队长。头两年他还觉得跟着委员长能过安稳日子，直到1948年秋天去上海虹桥机场运军饷。 那天装卸工搬箱子时摔破个角，露出里面发霉的稻草——本该装金条的箱子全成了烂稻草。押运的军需官脸都不红，当着他面给每个士兵发了两块银元封口费。 真正让杨宝庆寒心的是儿子出麻疹那次，孩子烧得浑身起红疹，军医却说特效药全被高官太太们拿去美容了。他写了三封报告想请假，最后等来处长一句阴阳怪气的"忠孝难两全"。 地下党联络员老周就是这时候找上门的，这人以前在航校当过机械师，知道怎么避开机场警卫队的巡查路线。 1949年1月，老周带来消息说国民党要把空军家属全部迁往台湾。杨宝庆接到调令那天，妻子正在收拾行李，五岁的儿子抱着他的飞行皮靴不撒手。 当天夜里，他偷看了运输任务表——次日傍晚有趟从上海飞往福州的"特殊物资"运输任务，货单上写着"五金零件"，押运员是国防部二厅的人。 第二天起飞前，杨宝庆特意检查了货舱。二十几个钉着铁皮的木箱用帆布盖着，角落三个没封口的麻袋露出银元边角。 他装作没看见，照常和地勤核对油量表。飞机升空后，他关掉无线电，在云层上方向北偏转了十五度。这招是跟美国教官学的"盲飞导航法"，靠磁罗盘和地标判断方位。 飞到黄河入海口时，油量表开始报警。夜色里隐约看见起伏的山峦轮廓，杨宝庆知道唐山附近有解放区，但具体位置实在拿不准。 运输机擦着树梢迫降时，起落架被石头撞飞，机身在地上犁出三十多米长的土沟。后舱银元在惯性作用下冲破隔板，像洪水似的涌进驾驶舱。 在医院躺了三天后，杨宝庆见到匆匆赶来的妻子和孩子。原来地下党早在他起义前就把家属转移到了济南，用的是给国军高官送年货的卡车。那4.6吨银元后来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储备金，1950年兑换新人民币时还专门出过通告。 关于这批银元的来历，2001年解密的《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起义档案》里有段记录：1948年12月，国民党空军运输部队接到秘密指令，要求将上海海关查没的走私银元转运至厦门。 国防部二厅特派员在任务简报会上强调，这批"特殊物资"要用于"东南沿海防务建设"，但交接清单上既没有接收单位公章，也没有经手人签字。 杨宝庆在长春航校当教员时，最常和学员讲的就是迫降那晚的星星。他说当时天上有七颗北斗星，第七颗总往左偏，害得他差点栽进山沟里。 后来天文台的同志告诉他，1949年2月的唐山地区，北斗七星确实存在季节性视差现象。这个细节被写进1985年出版的《中国空军史》第二卷，成了研究解放战争空中起义的重要案例。 那些年经常有人问老杨，运银元的飞机上怎么不装黄金。老头总是摸着机场围墙上的爬山虎说："蒋总统的精明劲儿全用在搜刮银元上了，他哪想得到后来国际市场上银子比金子跌得还快。"这话被隔壁雷达站的小战士记在本子上，如今还保存在空军博物馆的展柜里。 （本文依据《中国空军史》《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起义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志》等公开史料写作，未采用任何虚构人物及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