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刘萍去平度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回程路上，突然钻出10多个敌特，用刺刀逼问他的身份。交通员以为完蛋了，然而，他没想到，刘萍居然很机智地躲过了这劫。
刘萍出生于山东龙口的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刘纯贤。
他的父亲在北平经商，因此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了北平。
刘萍在北平生活了很多年，在学校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成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时期，他被组织上派到青岛从事情报工作。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刘竹南的远房叔叔，在青岛担任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军法处处长。
这样一来，刘萍就能借着亲戚关系接近刘竹南，然后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借机获取情报。
到了青岛以后，刘萍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个老家亲戚，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在一家商行当起了伙计。
他在商行里打杂工，一边赚钱解决吃住问题，一边尽快熟悉青岛的情况。刚好他当时打工的这个商行，是几个国民党军官出资开设，赚外快的。
在那里，刘萍认识了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盤的手下周汉三。
周汉三知道刘萍是刘竹南的侄子后，对他十分器重。在他的帮助下，刘萍也做起了小生意。
他募集到了一笔资金，开了一家泰丰商行，摇身一变就成了老板。
1948年10月，泰丰商行正式对外营业。
在外人看来，老板刘萍是个资本家；其实背地里，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泰丰商行实际上也是我党的地下秘密联络处，用来传送重要情报。
1948年冬，胶东区党委在青岛成立了以刘萍为主要负责人的情报组。
这个情报组当时一共有15名成员，改名换姓后分别打入了青岛市警察局、国民党青岛军运办事处、第十一绥靖区军法处等多个重要部门。
他们各显神通，截取了不少重要情报，为青岛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那个白色恐怖四处笼罩的年代里，每一次情报的获取和传送，都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干的。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默默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
这期间，刘萍也遇到不少困难和危险，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的春天。
那一天，刘萍带着交通员到平度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
在回城的路上，有一大片高粱地。他们走到一半时，突然从地里面钻出来十几个国民党敌特分子，手持刺刀盘问他们的身份。
交通员的心提到了嗓子口，觉得这次肯定要命丧黄泉了。
可是刘萍却很镇定，他用眼神示意交通员不要慌张，然后冷静地和对方周旋。
他先是搬出了周汉三的大名，说自己是周汉三的好哥们，两个人一起在城里开店做生意。
可是国民党兵还是半信半疑。
刘萍见状，就说起了自己和刘竹南的亲戚关系，还一脸神秘地透露了很多国民党重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结果那几个敌特分子立刻被镇住了。
他们觉得刘萍肯定是青岛某个有来头的大人物，立刻放下了刺刀。
一个敌特分子还嘻嘻哈哈地走上前来，拍着刘萍的肩膀套近乎：“原来是一家人啊，误会啦，误会啦！”
说完，他们就走回了高粱地。
刘萍和交通员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同志们对有勇有谋的刘萍更加敬佩了。
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青岛疯狂搜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为了掩护刘萍情报组的工作，组织上将他的夫人蔡梅田送到青岛。
刘太太的到来，让刘萍的工作更加顺利了：一方面，没有人再怀疑他资本家的身份；另一方面，许多交通员借着来看刘太太的名义上门探亲，再借机传递情报。
待在青岛的那段时间里，刘萍冒着生命危险，亲手传递了无数情报。
他晚年的时候，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送出去过多少情报，但是还清晰地记得一些重要情报的具体内容，例如华北“剿总”第9兵团中将司令石觉的炮兵师大炮隐藏在什么地方；国民党军队在沙子口的码头建设情况；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情况等等。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刘萍和他的情报组终于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