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闭门不出，光绪皇帝被软禁，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谭嗣同面色冷静，仰天大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真相并非课本里的那样简单。
他不是为皇帝殉道，而是要借这次机会掀翻整个清朝，他没信过保皇这套，他是来革命的。
谭嗣同出生在湖南浏阳，是个读书人家的儿子，年轻时，他对清朝这个满洲政权就没什么好感。
他不是喊几句反清口号那么简单，他是真的想把这个腐朽的帝国从根上拔掉。
他早年读过王夫之的书，像《读通鉴论》《船山遗书》这些，字字带火。
后来，他跟着欧阳中鹄学习，从中学到了“反清复明”的核心思想。
当时这些书在清朝眼里是禁书，但他不是藏着掖着看，而是做笔记、抄在手边。
1932年在他老家找到的私人笔记中写得明明白白，清朝是“膻种异类”，曾国藩、左宗棠被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负天下大罪”。
他不是光说，他后来到了北京，参加维新运动，表面看着像是在搞改良，实际上暗地里另有打算。
他在时务学堂讲课，但他讲的不只是“变法图强”，而是把像《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这种赤裸裸写清朝罪行的书偷偷发给学生。
受他影响最大的是陈天华、邹容这帮年轻人，后来一个写了《猛回头》，一个写了《革命军》，个个成了推翻清朝的急先锋。
到了1898年，那是关键的一年，表面上是“百日维新”，其实谭嗣同在密谋政变。
他和光绪皇帝站在一起，但他不是真的指望皇帝能干成什么大事，他只是借用这个名义，在背后策动更大的动作。
他联系了袁世凯，希望袁能出兵围慈禧，把老佛爷软禁甚至处置。
这个计划被称为“围园杀后”，是在北京秘密酝酿的，谭嗣同就是核心策划人之一。
后来章士钊讲得很明白，说他“北上，意覆首都以号召天下”。
他不仅搞文人圈，还私下拉拢哥老会这些底层组织，打算文武并举，造清廷的反。
问题出在袁世凯身上，袁表面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跑去荣禄那儿告了密。
9月4日，政变计划彻底泡汤，光绪被软禁，慈禧重新掌权，谭嗣同知道自己跑不掉，也没想跑。
他明明有机会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坐船去了日本，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他是真把自己当成火种，想用死激起天下人的觉醒。
临刑前，他的态度让人忘不了，他不是那种哭天抢地、畏死之人，他留了一首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可这句诗后来被康有为改了，他原来写的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欧刀是当时西洋进口的短刀，带有明显的革命象征。
这句原诗后来在康党手里被悄悄动了手脚，目的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温和的改良派，好掩盖他反清的本质。
真正看清这点的人不少，章士钊在多年后公开讲，“谭嗣同之死，非为变法，乃为革命。”李泽厚也说过，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和革命意识的转折人物。
他的思想不光写在《仁学》里，更体现在行动上，《仁学》这本书现存在湖南省图书馆，里面写着“谋反，公罪也”，这不是讲空话，是他真在动手搞革命。
他还写信给朋友毕永年，说自己计划组织“贵种遗种”，也就是招募清朝贵族后代到海外搞反清运动。
这不是写小说，这是1898年9月25日他临死前写的信，信现在也有存档。
黄兴也没把他当成什么保皇派，1912年在湖南同乡会的演讲上，黄兴说谭嗣同是“革命先驱”，和唐才常并列。
他们这些后来搞辛亥革命的，也把谭嗣同当榜样，他的死，等于是提前打响了反清的头一枪。虽然维新失败了，但火已经点起来了。
过去很多教科书把谭嗣同简单写成“维新派”“资产阶级改良家”，这说法太轻巧，也太不公平。
他在北京策划政变、联络地下会党、传发禁书、拒绝逃亡，这种种行为不是改良派会干的。
他不是想着修修补补，他是想一刀切，他和康有为本质就不是一路人，康是保皇，他是推皇。
光绪在狱中哭得稀里哗啦，慈禧重掌乾纲，朝廷风声鹤唳，但民间却开始有人悄悄传谭嗣同的故事。
他不是英雄那种耀武扬威的姿态，他是死得其所，死前留诗，死时无惧，他知道自己的死会让更多人醒来。
后来邹容写《革命军》，大段引用《仁学》里的话，说“天下为公，匹夫有责”，这都是谭嗣同的原话。
他的思想、他的血，最后都进了革命的土壤里。
有人说他太激进，有人说他太理想化，但他要的不是活得安稳，他是拿命堵未来。
他没等到大清完蛋，但他推了那一把，这个故事不应该被忘，也不该被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