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遇不公待遇，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决定前往香港，但由于缺乏身份证明，他无法获得美国签证，也不能去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得知此事后，亲自致信美国国务院，请求派人接李景均前往美国。 李景均，1912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家里做桐油生意，父亲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爱翻科学杂志，对植物生长特别感兴趣。1932年，他考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的农艺学，课余时间泡在实验室，盯着显微镜研究植物细胞。1936年拿了学士学位，又去燕京大学农场干了一年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决定去美国深造。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他专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194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钻研数学和统计。1941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国，正赶上珍珠港事件，在香港短暂停留后辗转到广西和成都教书。1946年，他才34岁，就当上了北京大学农学系主任，还写了本《群体遗传学导论》，这书后来成了中国遗传学的开山之作，国际上也很有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圈风向变了。苏联的李森科主义传进来，硬说孟德尔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李景均的研究和教学直接被针对。他的课被停了，系主任的位子也保不住。面对这种不公，他没法忍，1950年春天借口探母，带着家人从广州跑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他才发现麻烦大了。没有身份证明，签证申请一次次被拒，日子过得紧巴巴。他不想放弃科学事业，就写信给美国的同行求助。这些信辗转到了赫尔曼·约瑟夫·穆勒手里。穆勒是1946年诺贝尔奖得主，研究辐射对基因的影响很出名。他一看李景均的处境，又想起那本《群体遗传学导论》，觉得不能让这么个人才被埋没。 穆勒没闲着，先在权威期刊上给《群体遗传学导论》写了个好评，说这是“群体遗传学的里程碑”，一下子把李景均的名气抬了起来。然后他联系匹兹堡大学，推荐李景均去那儿教书。最关键的是，他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写了封信，说李景均是个难得的科学家，不能因为身份问题卡住他的前途，还跟官员打了招呼。 这招真管用。1951年5月，折腾了好几个月后，李景均终于拿到了美国签证。他站在香港码头，手里攥着船票，心里估计五味杂陈。那本《群体遗传学导论》还塞在行李里，跟着他一起奔向新生活。 1951年，李景均到了匹兹堡大学，当上生物统计系的教授和主任。他在这儿干得风生水起，提出了临床试验的随机分组和双盲操作法，现在医学研究还离不开这些。他还在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里搞统计模型，尤其擅长通径分析和方差分析，成果很扎实。 他写的《试验统计学导论》和《通径分析入门》成了经典教材，全世界学这块的人都用得上。1960年，他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算是站上了国际舞台的高点。1982年退休后，他也没闲着，又发了25篇论文。1998年，86岁的他拿了学会的教育奖，表彰他教了一辈子书，带出一堆学生。2003年，他在匹兹堡去世，享年91岁，留下的学术遗产还在发光。 李景均在遗传学和统计学上的贡献，接地气地说，真挺牛的。他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开了中国这个领域的先河，国际同行都认。临床试验的随机分组和双盲法，是他琢磨出来的，直接影响了现代医学研究怎么搞。还有通径分析和方差分析，他把这些数学工具用在遗传学上，让研究更靠谱。这些东西不光是纸上谈兵，实打实帮了后来的科学家。 1950年那会儿，中国学术圈受苏联影响，李森科主义横行，搞正统遗传学的日子不好过。李景均跑香港，不是单纯逃跑，是不想让自己的学问白费。穆勒出手帮他，也不只是私人交情，而是科学界那种“你有才华就该发光”的默契。这事儿放大了看，就是科学无国界的体现。 李景均的经历，跟那时候不少知识分子挺像。国内环境变了，他们得找路子活下去。他能走到美国，还干出这么多成绩，靠的是自己的硬本事和点运气。穆勒的信是个关键拐点，但李景均后来的成就，完全是他自己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