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名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给上级发来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自此便消失，家人苦寻了整整38年。 刘光典，1922年出生在大连，原名刘鸿梁，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他家不算有钱，父亲刘德录和母亲王舒梅拉扯着七个孩子，日子紧巴巴的。可家里穷归穷，教孩子做人的道理一点没少。小时候，日本侵略者横行，他亲眼看着家园被毁，那份恨意早早就扎根心底。15岁父亲去世，他辍学到药肆当学徒，靠着聪明劲儿自学成才，先考进哈尔滨铁道工学院，又进了北平辅仁大学，还学会了英语和日语。这家伙脑子好使，手也巧，医药经营的门道摸得透透的。 抗日战争打响，他跑去山东滕县，以药商身份混迹江湖。1942年，形势所迫，他当了伪警察局长。别急着骂他，他没干坏事，反而暗地里护着乡亲们和抗日力量。1943年，他辞了伪职，回了东北做药生意，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他觉得共产党说得在理，就加入了地下组织，当起了交通员。用药肆做掩护，他在东北跑来跑去，传递情报，辽沈战役和北平和平解放都有他一份功劳。1948年，他正式成了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新中国要成立了，他接到任务，去台湾搞情报，告别老婆孩子，一个人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1949年，刘光典到了台湾，表面上是商人，其实是地下党。他混在社交场上，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台湾西海岸的驻军布防、基隆和高雄要塞的通讯密码，甚至海峡的气象水文数据，他都搞到手，一点一点送回大陆。这些情报可不是小打小闹，直接关系到战略部署。他干得小心翼翼，可1950年，台湾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网络眼看着要崩。他和战友商量后决定撤，手里的文件全烧了，只留下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这不是随便写的，是暗号，意思是网络完了，大家小心。 他开始跑路，先躲在台南一户农家，后来又钻进深山。山里条件差得要命，吃的是野果，睡的是山洞，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他碰上过一个好心农夫，给了他半碗粥，但他不敢多留，怕连累人家。孤零零一个人，他靠着信念撑下去，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1954年，坏消息来了，一个叛徒把他卖了。刘光典被国民党抓走，关进监狱。审讯的时候，他挨了不少折磨，手腕被铁链磨得全是血，可他硬是一句话没说，把党的秘密守得死死的。国民党也不是吃素的，为了搞乱大陆人心，散布谣言说他投敌，还找人假冒他喊话。这招真够狠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老婆王素莲和三个孩子直接成了众矢之的。邻居指指点点，孩子被人骂“叛徒崽子”，王素莲心脏病犯了，1955年就去世了，才32岁。三个孩子没人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他们一直盼着父亲能回来洗清冤屈。 1959年2月，刘光典在台北被处决，时年37岁。他的死讯被国民党压得死死的，家里人根本不知道。谣言满天飞，他的名声被抹黑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88年，一个老党员带回一份牺牲名单，上面写着“刘光典，旅顺人”，真相才大白。家人找了他38年，终于等来了清白。他的名字后来刻在北京西山的纪念墙上，和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放在一起。 那封“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电报，表面上看是家信，其实是刘光典留给组织的最后信号。地下党用暗号传递消息是常事，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网络暴露，任务终止”。他发完这封电报就销声匿迹，不是不想联系，而是不能联系。国民党抓人抓得太狠，他只能选择消失，保护战友和情报。这封电报是他对组织的交代，也是他对信念的坚守。一个37岁的男人，就这么把自己献给了国家，连个告别都没能留给家人。 刘光典失踪后，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王素莲带着三个孩子，顶着“叛徒家属”的骂名，硬是撑了好几年。她身体本来就不好，丈夫的“叛变”传闻一刺激，心脏病越来越严重，1955年就走了。孩子们还小，没妈没爸，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可他们从没放弃过父亲，总觉得他不是那种人。38年啊，整整两代人的时间，他们等来的不是人，是一个名字和一段故事。1988年真相出来，他们终于能抬头做人，可这代价也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