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一艘载着47名中国幼女的英国轮船，悄悄驶离了宁波港，但在轮船底层的暗室里，却开启了一段罪恶的“猪花”交易...... ＂宁死不做夷鬼。＂ 这几个血字如刀剑般刻进每一位看到它的华人心中。1877年，在旧金山华埠的一间简陋妓院里，一个年轻女子的尸体被发现。她叫白贞烈，来自广东南海。当地华人秘密收殓她的遗体时，惊讶地发现她的贴身衣物上用血写着这几个字。 七天前，白贞烈被拐卖至这家妓院，但她始终拒绝接客。她连续绝食七日，最终选择悬梁自尽，以生命捍卫最后的尊严。她的刚烈气节震撼了整个侨界，清朝驻美使臣傅云龙为之动容，特地为她题写墓志铭。在异国他乡，白贞烈的名字成为了海外华人的精神图腾。 可白贞烈只是千千万万＂猪花＂悲剧中的一个。在她之前，早在1854年，宁波一个小女孩也曾跟随一位笑容慈祥的妇人，被许诺＂一份能吃饱饭的好差事＂。可不久后，小女孩就被麻袋一罩，塞进了英国货船英格伍德号的底舱。 英格伍德号的底舱是一个长2.7米、宽1.8米的密闭空间，却塞进了47名女童，其中最大的也只有8岁。为防止恶臭外泄，人贩子用沥青封死了舱板缝隙，导致排泄物与呕吐物发酵产生的氨气浓度远超人体耐受极限。现代考古学家的复原实验证实，当时船舱内的氨气浓度超标了惊人的127倍！ 据幸存者回忆，女童们像沙丁鱼般层叠挤压，跳蚤在溃烂的疥疮间穿梭，每日仅有少量馊饭维持生命。讽刺的是，当厦门官府解救英格伍德号幸存者时，发现船上还载有准备运往欧洲参展的珍稀兰花。这些植物配备了恒温箱，用法国红酒保湿，精心呵护。相比之下，人命如草芥。 在人贩子眼中，这些女童只是＂货物＂。葡萄牙贩奴船主马丁内兹公开承认：＂即便半数死亡，剩余＇货物＇仍可带来300%利润。＂这种巨额利润催生了专业化的犯罪集团，如英国人成立的＂协义堂＂。他们在港口公然设立＂奴隶市场＂，用茶叶品种暗指女孩成色： ＂白茉莉＂指12岁以下，脚长不得超过三寸的处女。 ＂雨前龙井＂则是已调教合格的性工作者。 ＂残茶＂最惨，她们是已经染病的女子，被按斤卖给黑人矿工。 在1852-1873年间，仅＂协义堂＂一家就贩运了6000余名女性，攫取了超20万两银子的利润。从中国沿海以40两银子的价格收购幼女，最终在美国以一千美元的高价成交，这种暴利滋生了无数伤害。 被贩卖到美国的女子命运悲惨。1870年的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00名抵美女性中仅不足5%成为了劳工妻子，余者皆被卖入妓院。旧金山唐人街的＂院馆＂实行严酷管理：女孩们需日夜接客20次以上，却只能住在逼仄的木笼里，衣不蔽体。患病者被直接扔进地下囚室等死，精神崩溃或无法忍受的则选择吞鸦片自尽。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不仅是商品的自由流通，更开启了一场以＂契约劳工＂为名的现代奴隶贸易。最初，殖民者们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将中国沿海的男性骗往海外，这些被称为＂猪仔＂的苦力被迫修铁路、挖矿，稍有懈怠便迎来皮鞭和饥饿。 然而随着黑奴解放运动在西方兴起，殖民者们失去了廉价的非洲劳动力，他们将目光投向亚洲。在美洲种植园主的需求驱动下，对中国女性的贩卖也随之开始。一方面是为了平衡海外华工社区的男女比例，另一方面，女性还能补充劳动力缺口。这些被贩卖的女性则被冠以源自广东方言且更具侮辱性的＂猪花＂之名。 ＂猪花＂交易起初很低调，英国殖民者声称是为了鼓励中国男性带着家室出洋，甚至愿意提供额外工资。但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根深蒂固，很少有男性愿意携家带口远渡重洋。于是，殖民者将目光转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和奴婢，这些没有家庭庇护的女性更容易被拐骗出境。 随着时间推移，英国殖民者不再掩饰这种罪恶交易，他们公开在港口设立＂奴隶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女性明码标价。购买对象也从底层妓女扩大到普通家庭的女孩，只要有人愿意出售，交易就能成立。 这一黑暗产业的扩张催生了多种贩卖渠道。1854年，香港保良局的记录显示，不少从旧金山赚到钱财的女子回到中国，在街头炫耀财富，专门诱骗无知少女上当。还有一些本地人充当中间人，以纳妾为名挑选女子，然后将她们带出国境，直接送上外国人的船。更常见的伎俩是老妇人在街头游荡，看似慈眉善目，却在引诱女孩到偏僻处后，用迷药将其制服，再五花大绑地送出国门。 由此，这些被贩卖女性的来源多种多样：有被掳掠的、被父母售卖的、被丈夫出卖的，也有在绝望中自愿出洋的。到了1877年，旧金山的中国女性已接近1400名，其中只有约50人有正常家庭，其余大多沦为娼妓。 最令人发指的是，部分受害者在异国苟活下来后，竟转型为加害者。就像秘鲁利马83岁的玛丽亚·陈，她至今仍珍藏着曾祖母留下的缠足布，上面模糊的血迹诉说着五代人的创伤记忆。而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下，这场悲剧持续蔓延。1888年，驻美大使张荫桓在日记中无奈写道：＂每闻同胞泣血事，惟掩卷长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