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信源：百度百科——王家烈 这一年，他47岁，正值壮年，却已嗅到山雨欲来的味道。 作为贵州地方实力派，王家烈自1929年起担任贵州省主席，兵权、财权、地盘三者牢牢掌握在手。 他治军严厉、作风强硬，虽无大规模扩张野心，但在西南诸省中，亦算一方诸侯。然而，他知道自己与蒋介石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蒋介石一直忌惮地方军阀尾大不掉，尤其是西南这块多山难控的地盘，蒋介石不止一次借“中央整军”之名，想将各地兵权收归中央。 王家烈向来态度暧昧：表面称臣，实则各自为政。他以为靠山险、人心固，能与南京周旋。可他低估了蒋的手段。 1935年3月，蒋介石派出代表，以“考察西南军事、调研地方政务”为名来到贵阳，实则传达“中央意志”——王家烈必须“养病休养”，交出兵权、财政及省政，赴京“休息”。 蒋介石甚至亲笔致信，语气“亲切”，许诺其“后顾无忧”。 王家烈知这是“软刀子杀人”。他一度犹豫，是否抗命一搏？他手下尚有一个师的嫡系部队，亲信中也不乏死忠。 但他清楚，抗命就等于叛乱，蒋介石必将以雷霆手段清除自己。而在军政复杂、民心未稳的贵州，一旦战火起，必是兵败如山倒。 几日后，王家烈终于妥协。他告诉亲信：“我走一步看一步。南京虽远，但蒋介石总得讲点情面。” 临行前，蒋介石“意思意思”，亲批拨款三万大洋作为“休养旅费”，还安排专机接送。王家烈嘴上感激，心里却明白：这不是体面，是送客。 王家烈一行人由贵阳机场登机，机翼缓缓划破天空之际，他回望故土，心中五味杂陈。他始终不信，蒋介石敢对他“痛下杀手”。 可他没想到，自己前脚刚离开，后脚，贵州的政局就翻了天。 就在王家烈飞机离开的当天下午，蒋介石派驻贵阳的特务机构——军统中西南行动处。 已秘密调集兵力，联合中央军驻贵阳部队，在深夜突袭了王家烈在省城的私人公馆、将军府、军械库和几个关键据点。 事前部署缜密，行动雷厉风行。王家烈的亲信多数被一网打尽，有反抗者当场击毙，有逃跑者在逃亡途中被捕。第二天，贵阳街头就贴满通缉王家烈“余党”的布告。 王家烈的家族产业也遭清洗。其二弟王家荣、族兄王家顺被迫“表态”拥护中央，实为软禁。 王家烈费心栽培的军队——以王家烈旧部为核心的黔军三十七师，也被中央军整编，调出贵州，彻底打散。 远在南京的王家烈闻讯时，正入住颐和路某军政招待所。他收到亲信送来的密信，仅寥寥几句话： “将军老窝被端，旧部皆遭收编，部分人已被捕或行踪不明，家人平安，但受监视。请三思再图。” 这时他才彻底明白：自己不是“被请走”，而是“被拔根”。蒋介石没有给他留任何退路。 有人劝他北上继续求官，也有人劝他隐退避祸。但王家烈不甘。他自小穷苦出身，靠着手腕与铁血打拼到一省之主，怎甘心就这样退下？ 他试图联络旧部，甚至考虑逃往西南边境，图谋东山再起。然而，军统的眼线如影随形，王家烈的一举一动都被紧盯。 半年后，他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顾问，名义上仍享有待遇，实则等同“圈养”。他曾几度请求“南归探亲”，均遭拒绝。 有人说他在南京郁郁不得志，每日借酒浇愁。也有人说他暗中试图联系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希望复起，但未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放松了对部分旧军阀的限制，王家烈被短暂放出“活动”。但局势早变，旧人星散，新贵崛起，他已无从插足。 终其一生，王家烈未能重返贵州。 他晚年隐居上海法租界，靠积蓄和友人接济度日。1948年病逝，临终前，他反复念叨一句话： “我不是输在枪上，是输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