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刘乙光，1900年左右出生，具体日期已模糊在历史中。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那是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黄埔军校是军事人才的摇篮。他与戴笠、张灵甫同窗，接受过步兵战术、武器操作等训练，毕业时成绩不算拔尖，但也不差。按理说，这样的出身能在军界闯出一片天，可他的路却拐了个弯。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刘乙光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看守张学良。从此，他的名字和张学良拴在了一起。 刚开始，刘乙光带着军人特有的纪律性执行任务。那几年，他跟着张学良从南京辗转到溪口，再到1946年后的台湾。每天，他负责检查张学良的信件、物品，确保他与外界隔绝。最初，他做事还算客气，检查完会点个头就走。但时间一长，他的态度变了，变得越来越严。信件被扣，包裹被拆，甚至连散步的时间都被掐得死死的。张学良的生活被他捏在手里，连喘口气都难。 刘乙光不是个简单角色。黄埔出身的他，忠诚度没得说，执行力也强，可他偏偏选了这条路。25年里，他没上过战场，没领过兵，只盯着张学良一人。有人说他是被动的螺丝钉，有人说他乐在其中。不管怎样，这份差事成了他一生的标签，抹不掉，也挣不脱。 1962年3月，消息传到赵一荻耳中，刘乙光要被调走。那一刻，她的情绪像压了25年的弹簧，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她没多说，只吐出“我恨他”三个字。这恨不是一天两天攒下的，而是多年积怨的爆发。 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日子，对张家来说是场漫长的煎熬。1947年，有亲友寄来包裹，里面装着手帕和信。刘乙光拿刀拆开，翻了几下就把信收走，手帕扔回盒子，连个理由都不给。1950年代，宋美龄送来一盒点心，他当场拆开，掰开一块检查后，直接让人拿走，张学良连尝都没尝到。类似的事数不清，赵一荻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他管得还不止这些。张学良散步，他计时；亲友来信，他先过目。有一回，张学良想多晒会儿太阳，刘乙光站在院子里，手里拿根木杖在地上划，抬头就喊时间到了。25年下来，赵一荻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困在方寸之间，动弹不得。那种压迫，像根刺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刘乙光的离开，对她是解脱，也是多年怨气的总账。 1962年，刘乙光走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生活起了变化。那年秋天，第一封未经检查的信送到张学良手上。他拆开信封，嘴角有了点笑意。赵一荻端来水果，两人坐着慢慢看信，院子里没了往日的沉闷。之后的日子，亲友来访多了起来。1963年，有老友提着荔枝登门，张学良握手寒暄，屋里传出笑声。书信、礼物渐渐堆满桌子，生活有了久违的温度。 晚年，张学良提起刘乙光，语气平淡却意味深长：“他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他说刘乙光管得严，让人憋屈，可有些时候，也挡住了外面的风波，保住了他一条命。赵一荻没接话，只是默默插花，动作轻得像在抚平什么。刘乙光走后，日子慢慢回归平静，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安度晚年。 至于刘乙光，调离后他回了老家小镇。有人说他常坐在门前抽烟斗，烟雾飘散，人却不吭声。黄埔的光环早没了，25年的看守成了他全部的痕迹。他晚年低调，消息不多，渐渐消失在历史角落。而张学良一家，则在岁月里翻开了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