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肃奸，抓了不少汉奸，其中就包括一个叫潘三省的人。唐生明与此人相熟，去探望他时，潘说：“我给军统帮了不少忙，戴老板为何非置我于死地？”
潘三省在解放前可是上海名人，在他身上只有一个标签，就是“赌徒”，如果要再加个限定语，就是超级赌徒。
一次他与几人赌了个把钟头，就输了100万的“储备券”，再赌又输了200万，加起来一晚上输了三百多万，这个数值在当时能购买70多根金条（十两一条）。
面对庞大金额，他十分淡定，面不慌心不跳，拿出身上带着的联益银行支票，马上开出。此时，坐在一旁的联益银行经理吓傻了，银行的家底都能被他掏空。
潘也深知银行难处，他把自己名下的一些地产和20多亩地皮低价卖出，然后把款项存入了银行，其金额刚好够他的支票额。
那么潘三省的钱从何而来呢？从他爷爷那代起，家族就有嗜赌的毛病。他的祖父是一名候补道员，好诗文，与不少名流往来，后在一名流帮助下，当了上海道总库，专司粮饷税款，在这个肥缺上积累了家财，常在家中设赌局，呼朋唤友，通宵达旦地赌。
到了潘的父亲这一代，也和他祖父一样，嗜赌如命，赌到没钱时就把他祖父的字画拿去卖，把家中花厅租给别人设赌场，自己收取租金过活。
到潘三省时，虽家道中落，但他仍爱摆排场，结交不少酒肉朋友，并耳濡目染继承了祖父与父亲嗜赌的毛病。
但赌博最初并不能给他带来财富，他最初是做“掮客”，就是中间商，从杂货到地产买卖，再到军火交易，他都干过，因此结识了不少洋行老板，而且他这人对“朋友”十分大方，出手阔绰，所以人缘也很好。
上海沦陷后，他认识了日军冲野少佐，在此人的帮助下，接了一些贩运粮食的活儿，之后就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接收了招商局的内河轮船公司，出任总经理一职，开始从事起内河航运生意，由于是垄断生意，短短几个月，就赚得盆满钵满，聚集了大量资金。
有了钱后，潘又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意，开设赌场，场所装饰得十分奢华，除了日常赌客，还专门接待一些日本军官及日伪官员，比如丁默村、李士群、周佛海、罗金强诸人，都是他的常客。
在张啸林牵线搭桥下，他搭上了李士群，还弄了一个日伪职务，当上了汉奸。后来军统派唐生明打入76号后，两人早就相识，唐被76号怀疑时，潘三省从中帮了不少忙。
他利用自己的产业和社交网络，为唐在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过程中，都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么说来，潘三省确实是帮了军统不少。
当然他这么做也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毕竟汉奸的下场肯定不会好。但在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肃奸，还是把潘三省给抓了。
原来戴笠早年没发迹时曾去过潘的赌场，结果因身份低微受了潘的羞辱，这口气戴笠是要报的；再有潘所谓的功劳不值一提，再加也没有大靠山，没人为他说话，抓了又能如何；还有一点就是，潘经营赌博等各类产业很多年，积聚了不少家财，这种钱不拿白不拿，这也是军统的常规手段。
所以，当唐生明去看潘三省时，潘想不明白，为何戴笠不念他的功劳要如此对待自己？唐之后向戴笠求情，而戴也只是在身体上没再折磨他，并没有释放。
到1949年时，他还是被释放了，但出狱后的潘三省成了一个穷光蛋，后来为了不受政治困扰，逃到了香港，但在香港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
他出狱时，妻妾们死得死，跑得跑，家早就散了，他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好在香港有一些他之前的小喽啰，平时的日常开支都由他们供给。
穷困也就算了，摔了一跤后，他还中风了，此后一手一脚不能动弹，常年卧床，很少有人去看他，但一旦有人来，他仍不忘往年在上海的风光，他会和别人讲述他在赌场上如何得出风头，过着如何如何的奢侈生活。
但往日早已随着上海的解放一去不复返了，潘三省最后穷困潦倒病逝于香港，死后葬于香港太平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