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苏青原名冯和仪，出生在浙江鄞县，家境平常，父母却重视教育，她聪明伶俐，成绩一直不错，在当时的社会里，能读书的女孩并不多。
苏青很快发现，知识无法改变命运，婚姻才是人生的第一步。
家里给她找了个对象李钦后，看上去这门亲事没什么不好，男方家境殷实，自己工作体面，新婚第一天她推开房门，看到了丈夫和表嫂亲密的身影。
她没说话转身离开，心里却埋下了疑问。
婚后的生活一开始还算正常，丈夫外表和气，偶尔带些礼物回家，真面目显露了，李钦后应酬多，醉酒后回家就倒头大睡，丝毫不管家里有没有米，苏青开始觉得日子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第一次开口向丈夫要钱买米，换来的却是一个耳光，“凭你也敢要钱？想吃饭，自己去挣！”他一句话砸下去，苏青愣住了。
她没回嘴抱着孩子转头跑到娘家，可娘家也难长久接济，兄弟们开始不耐烦，母亲叹气“嫁出去的女儿，迟早得回去过。”
她不再轻易开口，米缸见底她便去借，灯油没了天黑了就黑着，她的日子像陷进泥泞里，越挣扎，越陷得深。
接连生下五个孩子，家庭愈发不堪重负，丈夫在外花天酒地，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她抱着孩子喂饭，丈夫却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苏青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眼神却越来越冷，婚姻的表面平静，内里却像绷紧的弦，裂痕一点点扩大，生活的风暴随时会爆发。
隐忍并不能解决问题，苏青渐渐明白，靠人不如靠自己。孩子们需要吃饭，家里需要钱。她开始拿起笔，把那些不堪的日子写下来。
她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生活琐事，简单的语言却戳中了人心，稿子寄出去不久收到回复，对方愿意刊登，还附上了一笔稿费，这是她人生中第一笔收入，她捏着这钱心里生出希望。
孩子睡了灯光昏黄，她坐在炕桌前埋头写作，写婚姻写困境，写一个女人如何在夹缝中挣扎生存，那些话像被憋了很久，涌出来停不住。
她的作品越来越多名字也渐渐有了名气，真正让她一举成名的是小说《结婚十年》，书里写的就是自己的经历。
没有修饰没有美化，句句扎人，一个女人的痛苦、孤独、挣扎，纸上全是活生生的细节。
出版后书火了，不到半年，卖了好几万册，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许多女性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书信寄到编辑部说“这就是我！”
丈夫知道后冷嘲热讽：“写这些家长里短，能算什么本事？”苏青不理，只继续写，文字成了她的武器，丈夫的挽留反倒显得多余。
1944年，两人离婚，苏青抱着几个孩子搬出家开始独立生活，这段婚姻耗尽了她十年的青春，离婚后的日子虽然艰难，但她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抗战爆发局势混乱，上海变成了一个动荡的漩涡，苏青带着孩子们在这座城市里东躲西藏，生活更加艰难。
家里的积蓄早已耗尽，靠写作的稿费维持生活，可动荡的时代让许多杂志停刊，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苏青并没有放弃，她决定创办自己的杂志。
《天地》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诞生的，名字简单却充满野心，她用有限的资源开始运营，拉朋友投稿，亲自校稿编排。
杂志里不只有文学作品，还刊登社会热点、女性话题，杂志很快有了市场。
但这段时间的“成功”也让她陷入争议，上海是沦陷区，她的杂志不得不迎合某些审查要求才能出版。有人嘲笑她向权力低头，甚至背后骂她“文化汉奸”。
她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出版，每一期都精心准备，对她来说这不是妥协，而是生存的必要手段。
苏青还尝试接触电影编剧工作，与制片公司合作写剧本拍电影，这些新尝试让她赚到了一些钱，勉强维持家里的开支，但这些“工作经历”，却成为战后她被攻击的理由。
抗战胜利后她的杂志被查封，作品被列入查禁名单，人们开始清算沦陷区时期的作家，苏青被列为“文化汉奸”的代表，她辩解无效，所有作品都被下架，收入中断生活再次陷入低谷。
丈夫又找上门他抢走了两个孩子，扬言要重新夺回家庭控制权，苏青已经心如死灰，带着剩下的孩子们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重新生活，她对生活不再抱有幻想，只想着如何熬下去。
苏青对这个新社会抱有期待，她以为自己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机会，她加入“妇女生产促进会”，开始学习俄语，她不想再靠写作生活，而是试图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苏青被牵连其中，她被捕罪名是参与反动文学活动，关押期间她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被关了一年多。
到了文化大革命，她再次成为批斗对象，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抄家批斗，甚至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她被赶到乡下劳动，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身体渐渐垮掉，她的生活已经看不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