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解放军给国军中将武庭麟送劝降信，他却想杀了送信人，部下劝他，他却说：“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杀的就是来使！” 1947年11月的中原大地，寒意渐浓，一场决定小城命运的较量在河南郏县悄然拉开帷幕。此时的国共战局已进入战略转折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旅在旅长周希汉的率领下，正以雷霆之势向郏县推进。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正是出身河南伊川的中将武庭麟。这位在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将领，此刻正面临着军事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城外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解放军，城内是孤立无援、人心浮动的守军，而一封劝降信的到来，更将他推向了舆论与抉择的风口浪尖。 武庭麟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旧军队的烙印。他早年投身河南地方武装，历经豫西混战、中原大战，凭借骁勇善战逐步升迁，直至成为掌控一师兵力的主将。这样的成长轨迹，既让他养成了强烈的地域情结和部属观念，也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感建立在个人功名与派系利益之上。当解放军的包围圈逐渐收紧时，他并非不清楚敌我态势：整编第十五师虽名义上是国民党军主力，但经过此前多次战役损耗，实际兵力不足万人，装备补给也因交通线被切断而难以为继。然而，在接到劝降信的瞬间，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权衡利弊，而是勃然大怒——这不仅源于对“投降”二字的本能排斥，更隐含着旧军人对颜面与权威的病态维护。 在传统战争伦理中，“不斩来使”是基本准则，既体现对信使的保护，也暗含对敌方谈判诚意的尊重。但武庭麟却反其道而行之，声称“杀的就是来使”，这一极端态度背后，藏着多重复杂心理。从派系斗争角度看，他所属的地方部队长期受中央军排挤，此前在作战中多次被当作“炮灰”使用，对国民党高层的不满早已积累颇深。此时若接受劝降，不仅意味着放弃多年打拼的功名，更可能被贴上“背叛”标签，遭到政敌清算。因此，他选择用极端方式表明立场，既是对上级的“表忠”，也是对部下的震慑——他要用信使的鲜血，向城内守军传递“战至最后一人”的决心，试图以恐怖手段压制日益蔓延的恐慌情绪。 另一方面，武庭麟对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存在严重误判。他长期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将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坚信投降后必无生路。这种认知偏差，使他看不到解放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本质，更忽视了战场形势的根本变化。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驰骋豫西，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防线支离破碎。郏县作为豫西重镇，本就是解放军打开豫西局面的关键节点，武庭麟的抵抗，本质上是逆势而为的困兽之斗。 战役打响前的郏县古城，笼罩着诡异的寂静。城内百姓早已对国民党军的横征暴敛怨声载道，解放军到来时，许多人暗中传递情报、协助破袭。这种民心向背的差距，正是武庭麟未能看清的关键因素。他麾下的士兵多为河南子弟，本就不愿为内战卖命，长期的饥饿与疲惫更消磨了斗志。当劝降信被辗转送到普通官兵手中时，“回家种地”“不再当炮灰”的念头在军中悄然蔓延，而武庭麟的“杀使”命令，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国民党军的穷途末路。 11月13日，解放军发起总攻。第十旅官兵利用坑道作业逼近城墙，在炮火掩护下突破东门。整编第十五师的防线看似坚固，实则不堪一击：缺乏重武器的守军在巷战中节节败退，各级指挥官失去联络，士兵纷纷弃械投降。武庭麟在亲兵护卫下试图从西门突围，却被早已埋伏的解放军击溃，最终在城郊麦田里被俘。这位曾经扬言“杀来使”的中将，此刻垂头丧气，面对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方才意识到自己的顽固与短视。 郏县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军豫西作战的重要一环，不仅巩固了新开辟的解放区，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嚣张气焰。而武庭麟的故事，则成为解放战争中无数国民党将领的一个缩影——他们出身旧军队，深陷派系斗争与个人功名的桎梏，既看不清历史潮流，也不愿放下身段认清现实。“杀来使”的极端行为，与其说是军事决策，不如说是旧时代军人面对变革时的挣扎与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