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彭德怀的奶奶召集家族开会，宣布要把年仅9岁的彭德怀溺死，家族众人纷纷支持，就在众人要把彭德怀押出门时，彭德怀的舅舅赶到了，大声斥责彭家人，从众人手里救下了彭德怀。
1936年7月23日，彭总接到上级命令，率领野战军进驻宁夏豫王堡，以便为部队提供休整和训练。到了9月中旬，他将与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同合作，巩固延安革命根据地并进一步发展红军。埃德加·斯诺在与毛主席交谈后，特别对红军中擅长作战的彭总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他向毛主席表达了希望见到彭总的愿望。 经过部队的引导，斯诺终于来到了彭总的驻地。那时，彭总才38岁，初次见面时，他愉快且爱笑的形象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后来回忆道：“我原以为彭总会是一个严肃、疲惫、面容严峻的战争领袖，但出乎我意料，他竟是一个总是愉快、爱笑的人。”虽然彭总身经百战，但他的身体却显得异常健康，且未曾受过重伤，这在众多红军将领中是非常罕见的。 1962年，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因病在家休学，看到彭德怀的毛衣已经破旧不堪，便开玩笑说：“伯伯，你这件毛衣像是一幅世界地图，有湖泊、有河流，还有森林，花花搭搭的，该换一件了。”彭德怀笑着回应：“补一补还可以穿，你就不用管了。”彭德怀一向节俭，平时上班时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便换上中山装便服和布鞋，只有在外事活动中，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到家后，他会立即脱下礼服并小心保管，为的是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并尽可能节约公家的开支。 建国初期，彭德怀曾穿着一身粗布棉衣参加会议，结果在某大机关的门卫处被挡了下来。经过一番交涉，他才得以进入会议室。这些小事虽然不起眼，却无不体现了彭德怀的朴素和节约精神。
1907年腊月，湘潭县乌石寨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彭家的破旧茅屋里，族中的长辈们神色凝重，静静坐在堂前。外面寒风呼啸，屋内却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氛。彭家祖母坐在正位，面容枯槁，但眼神坚定。今天的族会，关乎着一个9岁男孩的生死。 两年前，彭家原本是一个五口之家。家主彭民言是勤劳的茶农，依靠贩运茶叶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然而，一次贩茶途中，彭民言因背运同伴遗体患上重病，失去了劳动力，只能长期卧床休养。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妻子周氏肩上。她不仅要照顾病重的丈夫，还要侍奉公婆，承担繁重的农活，每天劳作至深夜。然而，长期的劳累让周氏于1905年因病去世。周氏的离世让彭家雪上加霜，随后小儿子也因营养不良夭折。此时，彭家仅剩下祖母、卧病的父亲和9岁的彭德怀。 到了1907年冬，彭家已经断粮三天。祖母看着孱弱的孙子和病重的儿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她决定召开族会商讨彭德怀的未来。湘潭农村当时溺死女婴的陋习虽常见，但溺死男童却极为罕见。彭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族人决定带走彭德怀。然而，就在这一刻，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彭德怀的舅舅闯入屋内。 舅舅当即表态，愿意继续免费教导彭德怀，并承担部分生活费用。他坚信，只要给孩子一个机会，他日后必定能够光宗耀祖。舅舅的坚持让族人动摇，原本支持溺死彭德怀的族人开始改变主意。最终，在舅舅的坚持下，族会决定保留彭德怀的生命。
对待同僚和下级，彭德怀始终保持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北京解放后，他从西北来到北京，看到许多干部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沙发，铺着地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装饰品一应俱全，便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还极其艰苦，如果进了城，同志们可能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甚至可能与他们的感情逐渐淡薄。日子一久，情况会怎么样呢？” 1955年5月，彭德怀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德国、波兰和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中国大使馆按规定为彭德怀发放了一定数量的马克，供其购物使用。警卫员拿到这些外币后，提出要为首长的侄女买一块手表。彭德怀听后思考了一下，说道：“买最便宜的，只要能看得清时间就行。”警卫员了解首长的习惯，知道他平时很少购买东西，因此这些外币大部分还是退了回来。 但这次，警卫员决定一定要买一块既贵又好看的表。当买回来给彭德怀看时，彭德怀看了一眼发票后皱起了眉头，直言：“太贵了！太贵了！这个多少钱？小孩子戴这个，用不着。”他坚持要求警卫员去换。警卫员坚称这是最便宜的，而彭德怀无奈地嘟囔道：“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你捣了鬼！”实际上，这块表的价格并没有花费所发马克的百分之一，剩余的金额都被退还了。 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保持冷静和坚韧。在朝鲜战地，他不愿住在掩蔽部，而更倾向于住民房或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尽管敌机常在空中盘旋、扫射投弹，他依然能够保持镇静，专注于工作。一次，当敌机对准他住处进行猛烈的俯冲扫射时，警卫员把他拉到了防空洞，几乎同时，子弹穿透屋顶，打中了他的行军床。当他终于进入防空洞时，洞门也被几发子弹击中。大家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忧，而他却毫不在意，开玩笑地说：“有马克思在天之灵，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