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指定要见两人，朱兆祥：钱先生的条件我们很难满足，陈赓得知后急忙从北京赶来
1955年，钱学森刚刚回国不久，便开始着手安顿，并迅速前往东北考察。在与陈赓大将交流时，陈赓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心中积压着许多情绪，毫不犹豫地回答：“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差在哪里？” 1956年10月，回国一周年的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和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当时，中国的导弹事业刚刚起步，形势十分艰难。尽管苏联认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根本无法搞出导弹，钱学森对此持有坚定信念，决心带领团队自力更生。在那个阶段，钱学森几乎每天都忙于出差，常常一个月都在酒泉基地待上十天半个月。由于他的行踪高度保密，连妻子蒋英都一度非常担心他“失踪”。 1962年，经过数年的努力，“东风二号”导弹的首发试验失败。看着自己和团队几百个日夜的心血化为乌有，钱学森的心情异常沉重。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仔细分析失败的原因，发现设计中缺乏整体思维，导致部件组合出现问题。于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设计综合”的理念，强调“把所有故障消灭在地面上”。这种思路指导下，“东风二号”终于在两年后成功发射，迎来了辉煌的突破。 此后，中国科技领域捷报频传。钱学森的科研事业不仅推动了导弹的发展，还为中国的核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0月，作为总技术负责人，钱学森亲眼见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核导弹终于具备了威慑和实战能力。。
1955年的秋天，一艘从美国驶来的轮船缓缓靠近中国的港口。站在甲板上的钱学森望着逐渐清晰的祖国轮廓，这一刻，他等待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年轻的钱学森怀揣着留学梦想启程赴美，彼时他在船头遥望远方，许下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誓言。如今，这个诺言终于要兑现了。 当轮船抵达黑龙江时，负责接待的朱兆祥早已在码头等候。作为接待人员，朱兆祥深知钱学森此次归国的不易。他随即向钱学森呈上了一份精心准备的行程安排。然而，让朱兆祥始料未及的是，钱学森在看完行程后，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他希望能见到两位老朋友——庄逢甘和罗时钧。 这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却让朱兆祥陷入了两难。原来，这两位钱学森要见的故人，现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任职。作为一所军事院校，哈军工实行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按照规定，外来人员若非特殊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的。即便是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这条规定也不能轻易打破。 作为哈军工的主要负责人，陈赓对钱学森的归国格外重视。早在得知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时，他就开始筹划如何能让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为国家的军事科技发展出力。这件事一出，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消息传到北京后，彭德怀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于是，在多方努力下，一个既能满足钱学森愿望，又符合保密规定的方案很快形成了：由陈赓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
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在美国组建了家庭后，生活开支大幅增加。除了日常的房租、食物、衣物和婴儿用品外，他们还购买了大量与胎教和早教相关的书籍和唱片。而钱学森还有一个比较昂贵的爱好——摄影。早在国内，受表哥影响，钱学森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留学期间，他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后，摄影爱好变得愈发强烈。他在留学生圈中是一位著名的摄影爱好者，经常为中国留学生聚会拍照，还曾应邀为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婚礼担任现场录像总指挥。 回国后的钱学森，虽然地位显赫，但却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他的日常饮食多以粗粮为主，萝卜和青菜常常是餐桌上的主菜。住处虽然是国家提供的，但环境十分简陋，家具破旧，甚至连点煤炉的技巧都没有。对于钱学森从美国回到这个简陋的生活环境，家中的孩子们一时难以适应，他们常常怀念美国的大房子。钱学森自己也从穿着西装革履转变为穿着中山装和老布鞋，而妻子蒋英则开始慢慢学习在有限资源中过上节俭的生活。 尽管当时国家为钱学森提供了每月335元的“高工资”，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丰厚的收入，普通人月收入仅有几十元。此外，钱学森还通过学术收入维持家庭开支，但他始终没有奢华的生活方式。1957年，苏联以礼金名义赠送给钱学森26000卢布（约合14700元人民币），但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捐给了国家，继续保持着简朴的生活。 即便在2008年，年迈的97岁的钱学森身体虚弱，仍然心系国家的发展。一天，他突然对儿子钱永刚说：“永刚，我想买个电视，我的钱够不够？”这个简单的请求让钱永刚心里酸涩。对于这位年迈的科学家来说，买一台电视并不困难，但钱学森一直没有购买。原来，他多年来习惯通过报纸获取外界的信息，随着视力逐渐衰退，他希望通过电视更直观地了解国家的发展。最终，当电视送到后，钱学森如获至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