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袁世凯19岁的儿子大喊着飞奔向他，“爹，爹，告诉一个好消息，二哥和六妈正光溜溜睡觉呢！”袁世凯吓得立马捂住儿子的嘴。
1931年，北洋老臣朱启钤在观察中国局势后，感慨道：“中国内战大抵靠武器、银元、主义。银元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主义。我北洋只有武器，银元又少，主义全无，为过去之雄尔。今南京国府有银元，有武器，略有主义，为当下之雄尔。吾观之十五年之后，有武器有坚定主义之共产少年恐为中国之雄尔。”朱启钤这番话道出了北洋系的核心问题——军阀割据、财政分裂和唯利是图。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的政治军事集团，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袁世凯本人的所作所为。 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从24岁开始。1882年，他随吴长庆前往朝鲜平乱，开始登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作为大清国的外交特使，他与列强争斗，逐步在远东的国际角力中积累了经验和声望。甲午战争后，清朝退出朝鲜，袁世凯凭借在朝鲜的名声和训练朝鲜军队的经验，得到了小站新军的机会，成功完成了从外交官到高级军官的转变。庚子国变后，他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迅速成为了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开始积极推动北洋行政和立宪运动，逐渐从一名军官转变为政治领袖。在这一过程中，他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派系——北洋系。 尽管袁世凯在1908年遭遇朝廷的猜疑，被迫辞去职务，但他的政治势力依旧存在，尤其在他的故乡河南，他通过建立影子政权，继续在背后操控政局，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力量。袁世凯始终牢牢掌控着北洋军，并暗中推动立宪。虽然他被迫退出了政坛，但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消失，而是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1911年的一个午后，在袁世凯的府邸内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的三子袁克良慌慌张张地冲进大厅，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着要告诉父亲一个＂好消息＂。这个19岁的年轻人神色兴奋，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说出的话会在袁府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当他将二哥袁克文与六姨太的私情脱口而出时，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袁世凯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试图阻止这个惊人的消息继续传播。然而为时已晚，袁克良不仅说出了这个秘密，还透露大哥袁克定也知道此事。这番话犹如一记重锤，让袁世凯几乎站立不稳。作为一国重臣，他深知这种丑闻一旦传开，将会给家族带来何等耻辱。在极度的愤怒和羞耻之下，他甚至想要撞墙自尽，所幸被身边的人及时拦住。 事实上，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正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早在当天上午，袁克良就兴冲冲地向大哥分享了这个＂发现＂。袁克定不但没有阻止三弟，反而怂恿他去告诉父亲。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图谋：作为长子的袁克定，一直在为自己未来的储君之位铺路。 而袁克良之所以会成为这场阴谋的工具，与他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这位母亲是朝鲜人的三子，从小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心智与常人不同。他天真单纯，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严重性，只是像个孩子一样想要分享自己的＂发现＂。袁世凯震怒，当即下令要将袁克文捉拿归案。但早有人通风报信，袁克文已经提前躲避了出去。
年轻时，袁世凯以精明能干、胆识过人而著称，但当上民国总统后，他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大幅下降，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失误。比如，张振武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功臣，因得罪副总统黎元洪而被密告，称其“蛊惑军士，勾结土匪”，最终袁世凯草率决定，未经法律程序便将张振武处决，成为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案。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继承了父亲的帝王思想，并在许多方面展现出不逊色于父亲的野心。袁克定早早就自视为“太子”，甚至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制作一份假的《顺天时报》——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在华发行的报纸，当时对袁世凯有很大影响力。为了为父亲的称帝计划铺路，袁克定雇佣了一些写手，编写了大量支持帝制的文章，并假装这些文章得到了日本和其他列强的支持。 袁世凯在阅读这些文章后，误以为国际社会都支持他称帝，直到他发现自己读到的《顺天时报》与真正的版本完全不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儿子“坑”了。在俄、英、法、意等国的多次警告后，袁世凯依然故作不知，继续朝着称帝的方向走。1915年12月12日，在一片支持声中，袁世凯终于在自己的势力支持下宣布接受帝位，称号为“洪宪帝”。他发表声明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岂在人后？”这段话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洪宪称帝”。 为了为自己的帝位增添排场，袁世凯花费了约3000万元（银元）。这一数字如果用现代的货币计算，大约相当于21亿元人民币。然而，尽管做了这么多准备，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以一种低调而匆忙的方式举行了所谓的“内部朝贺”。当天，官员们被急召到中南海的居仁堂，匆忙赶到时甚至没有时间更换衣服。 唐在礼回忆道，这次朝贺完全不像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反而显得草率和仓促，给人一种“坐在家里称天子”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