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7日，郑洞国来到指挥所督战，60军军长曾泽生说：“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又问新七军军长李鸿，李鸿也说不能打了。 1948年的东北战局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城市成为了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据点。东北人民解放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将这三座城市分割包围，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这三座城市中，长春位于东北平原的腹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解放军采取了重点围困长春的策略，在城市周围布下了严密的防线，断绝了国民党军队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此时的长春城内，驻守着国民党第一兵团的主力部队。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统领着包括60军和新七军在内的数万军队，这支部队原本是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之师。 60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分别指挥着各自的部队，他们都直接对郑洞国负责。在军事编制上，这两支部队都具有完整的步兵、炮兵和辅助部队，是标准的野战军编制。 随着解放军对长春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第一兵团的处境也越发艰难。他们不但要面对外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还要应对城内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 军队的后勤补给线被切断，城内储存的粮食也在迅速消耗。第一兵团试图多次突围打通补给线，但都遭到了解放军的有力阻击，损失惨重。 作为东北的重要军事指挥官，郑洞国清楚地知道长春在整个东北战局中的重要地位。如果长春失守，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将遭受重创，更会影响到整个东北战局的走向。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兵团的各级指挥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上级不断催促他们要死守阵地，但实际情况却是部队士气低落，补给匮乏。 军队的指挥系统虽然还在运转，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随着人民解放军对长春的封锁越来越严密，城内的粮食供应问题日益严峻。到了1948年10月初，普通士兵的每日口粮已经减少到了极少的量，许多人每天只能靠着极少的粮食维持生存。 城内的平民情况更加糟糕，大量居民面临着挨饿的困境。军队虽然控制着城内的粮食供应，但储备粮食也在快速消耗，连基本的军粮供应都难以保证。 军队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异，高级军官还能享受到相对充足的粮食供应。而基层士兵却要忍受饥饿的煎熬，这种差距导致军心逐渐涣散。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士兵们饿着肚子，连基本的训练都难以进行，更不用说执行作战任务。 郑洞国作为第一兵团的司令长官，不得不面对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蒋介石和东北剿总司令部多次发来命令，要求第一兵团必须坚守阵地，不得后退。 但实际情况是，部队已经难以支撑。60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军长李鸿都向郑洞国反映，部队已经出现了逃兵现象。 在10月7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问题进一步暴露。当郑洞国来到指挥所督战时，曾泽生直接表明了部队的困境。 新七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李鸿同样表示部队已经无法继续作战。这两支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使得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军队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基层军官更加清楚部队的实际情况。他们直接面对士兵，看到了部队的真实状态。 高层指挥官则不得不在上级命令和实际情况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这种分歧导致军队的指挥系统效率大大降低。 突围的想法开始在军队中蔓延，但解放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了铜墙铁壁。几次试探性的突围行动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部队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医疗物资的短缺使得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这进一步打击了部队的士气。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军队的统治秩序开始松动。基层士兵中开始出现同情解放军的声音。 这种情况引起了高层的警惕，但他们已经无力改变局势。 面对如此困境，第一兵团的各级指挥官都清楚，他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继续坚守意味着全军覆没，突围又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在长期围困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60军军长曾泽生最先做出了选择，他开始秘密筹划起义事宜。 从10月16日开始，60军就开始了具体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们首先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建立了联系，并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了谈判。 60军的行动给新七军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60军宣布起义后，新七军的军心也发生了动摇，最终在一片混乱中放下了武器。 作为第一兵团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的手下两支主力部队，一支选择了起义，另一支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采取了稳妥的策略。他们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是给予郑洞国充分的时间考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解放。 经过几天的考虑，郑洞国最终选择了投降，虽然他坚持使用＂投降＂而不是＂起义＂这个说法。 随着郑洞国的投降，长春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