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街头，一名即将被处决的地下党员，他面对最后时刻的到来，毫无惧色，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记者哈里斯.富尔曼在上海街头一位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脸上看到了一抹明亮到足以撕裂黑暗的笑容，他大为震撼，马以就拿出相机记录下这珍贵的一瞬间。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破旧的囚犯服，短短的头发像苍劲的小草般透着股永不服输的倔强，他昂首大笑，脸上的鱼尾纹清晰可见，嘴角边上有些细碎的胡茬。
和所有即将要行刑的犯人一样，男人跪在高高的刑台之上，背后绑着长长的罪名牌，牌子上依稀写着“卖国”这两个字，而其他的字迹由于照片年代久远已经模糊到看不清了。
也许是这个男人的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吧，每当哈里斯.富尔曼翻相机时常会不知不觉地盯着这张照片一看就是半天，直到烈士档案公开后，他才得知关于这个男人的故事。
原来男人名叫张达生，父母取名寓意一生发达，张达生家是开米铺的，从小就衣食无忧，直到成年后他去苏州大学时见识到了更辽阔而真实的中国，便不再拘泥安身于区区一家米铺。
在苏州上大学时，他曾亲眼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残害有志青年的，几日前他的同窗好友还和他一同泛游苏州河，畅谈马克思主义，转而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所逮捕，横尸街头。
他深知在国民政府所控制下的中国，是没有真理与道义的，国民党不仅一党独大，屠杀共产党员，部分的国民党反动派还与日、美势力勾结，企图出卖国家主权。
由于过早地看透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张达生并未对国民政府抱有希望，他一心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在苏北解放时，他终于有幸将人生与共产党人接轨，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他自发地将自家的大米援助给共产党员们，在被窝里悄悄研读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了不波及家人，他一生未婚。
眼看着自己的家乡安徽省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民不聊生，他终于攒够了决心，与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湖南、福建等省市的乡亲们一起站出来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史称苏南地方团起义。
此次起义虽然震慑了昏庸的国民政府，但是却并没能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万民众怒就转而收起残害共产党人的屠刀，反而在隐秘的角落里更加变本加厉。
张达生自知明面上的起义是无法平和地扭转国民党的枪口的，于是转向地下，与几个同乡一起成立了地下工作小组，秘密地搜集国民党的情报，企图在暗处先发制敌。
因为张达生领导过苏南起义，他共产党的身份在苏皖地区已经是人尽皆知，所以他只能只身前往另一个两党斗争十分激烈的城市——上海。
就这样，张达生改了名字，换了身份，隐姓埋名地生活，白天他以一个普通上海民众的身份混迹在街头巷尾搜集各种情报，晚上则在几位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聚会常去的酒楼里做侍应生。
事实上，酒楼老板也是和他一样的共产党员，这家酒楼的每一间包厢里都被凿开一个小洞以供共党们窃听，面上则是以一幅名画覆盖，掩人耳目，张达生借着酒楼的东风为共产党传递了不少宝贵的一手情报。
可惜天不遂人意，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不幸败露。
那天包厢中的国民党政要们不知为何事起了纠纷，突然就向自己人动手，在一阵乱拳之下好巧不巧地正好撞上了墙上的壁画，壁画在重击下无奈的落下，那个供以偷听的小洞就这样暴露在了一众国民党政治要员的眼前。
国民党反动派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张达生和他带领的小组成员们被抓个正着无暇逃跑，都被关进了大牢之中，被判以叛国罪，听候发落。
在狱中他偶有听闻监管他的狱卒们谈起国民政府大厦将倾，新的中国即将建立的事情，他暗自为祖国光明的未来而欢喜。
只是没想到的是，在新中国即将要成立的时候，国民政府却本着玉石俱焚的心态，要所有不幸被捕的共产党员们与腐朽的国民政府一同消逝在黎明前的黑夜里。
在1949年6月11号时，张达生以叛国罪被押上邢台，即便生命已经被迫地即将走到尽头，但他还是昂首回以往昔以最明媚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