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报复有多残忍？一个老人回忆：日本兵在村口活剐四个人...... 1945年5月4日，春末的冢头村小麦刚抽穗，露水打湿了田埂。天还未亮，村里突然响起急促的铜盆敲击声——这是当地“跑老日”的示警信号，意味着日军来了！ 王明州那时才16岁，睡眼惺忪的他被母亲一把拽起，推向屋后的麦田：“快跑，别回头！”他跌跌撞撞钻进麦地，裤脚被露水浸得冰凉，耳边却传来马蹄声和军刀撞击马镫的金属叮当。 日军吉武支队，隶属侵华日军117师团，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精锐部队。他们身着深黄色九八式防寒外套，牵着大连警犬训练所培育的“青背”军犬，肩高足有75厘米，呲牙咆哮。 据村里老人回忆，骑兵冲进村口白杨树林时，点燃了村民的茅草屋，青紫色的烟雾裹挟着火药味弥漫开来，那是茅草里掺杂的硝石被引燃的痕迹。桐油木箱被砸碎焚烧，焦苦味刺鼻，呛得人泪流不止。 村口白杨树下，四个村民被反绑双手，跪在泥地上。他们是袁文成、王长栓、马老二和李三娃。袁文成左眉骨有道刀疤，是1927年打土匪留下的；马老二靠在白河摆渡，双臂肌肉如铁；王长栓是个壮实汉子，平日里最爱说“宁死不屈”；李三娃才19岁，还没娶媳妇。日军为何挑中他们？ 据档案显示，这与几天前的一次游击队伏击有关——游击队在满庄村附近袭击了日军补给线，吉武支队损失了十几人，恼羞成怒之下，决定对周边村庄展开“肃正作战”，冢头村不幸成了目标。 惨剧开始了。日军用30式刺刀，51.5厘米长，寒光闪闪，直接在白杨树下动手。老人王明州躲在麦地里，透过麦穗缝隙看到，王长栓被第一个拖出来，刺刀从他胸口划到腹部，血肉翻开，他却咬紧牙关，喊出那句“二十年后还杀倭寇”。 村民马秀英后来口述，另一个更残忍的细节：日军挑出受害者的眼珠，扔给军犬当玩具，青背犬叼着血淋淋的眼球，发出低吼。 袁文成的妻子小娥，当时怀孕五个月，躲在远处亲眼看到丈夫被剐。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叫出声，双手死死捂住嘴，眼泪混着泥土淌了一脸。 后来，她生下遗腹子袁保国，孩子却因营养不良夭折。小娥至死都忘不了那天的血腥味，她说：“血流到地里，麦子都不敢长了。” 这场报复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日军将四人剐到气绝后，还将尸体挂在白杨树上示众。树干上刀痕深可见骨，1992年南阳考古发掘时，这些刀痕仍清晰可见，与树木年轮缠绕共生，像是诉说着那段血泪史。 村民不敢靠近，只能远远看着，村口的花岗岩界石被血水染红，后来刻上“血仇石”三字，至今保存在南阳革命博物馆。 惨案过后，冢头村陷入死寂。日军撤离时放火烧了十几间茅草屋，灰烬里却奇迹般留下一把完整的麦穗，村民视之为生命的象征，悄悄埋在田里。 王明州从麦地爬回村里，帮着母亲收殓残缺的尸体。他记得，袁文成的刀疤脸被血糊住，像是睡着了；王长栓的拳头还紧紧攥着，像是死也要抓一把敌人的血。 但冢头村人没有被击垮。王明州后来加入了地方民兵，扛起了抗日的枪。他回忆：“我亲眼看到长栓哥的血流进地里，我想，总得有人替他报仇。” 战后，他成为村里的生产队长，带着村民重建家园。那些被烧毁的泥墙麦草屋渐渐换成了青砖瓦房，村口的白杨树虽满是伤痕，却依旧挺立，成了村人精神的象征。 2010年，《南阳晚报》记者重访冢头村，找到当年埋尸的农家院，青砖照壁上“耕读传家”四个字依然醒目。老人王明州指着村口那块“血仇石”，对记者说：“这石头在，仇恨就在，但我们得活下去，活得更好。”他晚年常给孩子们讲那段历史，告诫他们：“别忘了那四个人的血，也别忘了麦穗还能再长出来。” 如今，冢头村的白杨树林仍在，每年清明，村民会在树下摆上麦穗，祭奠逝者。白河依旧流淌，河边的麦田郁郁葱葱，仿佛在诉说生命的顽强。1945年的惨案，像一块烙在冢头村人心上的疤，痛得深沉，却也提醒着后人：和平来之不易，血仇不可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