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郭沫若正要开门，突然转身对张琼华说：“你我本就是包办婚姻，没什么感情所言，生孩子这种事，还是不要提了。” 1912年腊月廿三，四川乐山沙湾镇的郭家大院张灯结彩，19岁的郭沫若穿着簇新的长衫，望着红盖头下新娘的剪影，心里却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这场父母包办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写满了错位。 拜堂时，张琼华的盖头不慎滑落，郭沫若瞥见她宽额厚唇的模样，心头一沉。 按照当地风俗，新人要喝合卺酒、吃子孙饽饽，他却草草应付，待宾客散尽，径直走向客房。 张琼华怯生生跟在身后，绞着绣着并蒂莲的帕子："阿弟，天寒地冻的，早些歇息吧。" 这句带着川南口音的软语，换来的是郭沫若的冷脸："我去书房睡。" 张琼华猛地抓住他的袖口，烛影摇曳中，她膝头一弯跪了下来："郭家香火要紧，给我个娃吧。" 郭沫若盯着她鬓角的银簪——那是母亲特意打的嫁妆，突然觉得这场景像出荒诞的戏。 他掰开她的手指，木门"吱呀"一声，切断了红烛的光。 这一夜，郭沫若在祖父的藏书阁待到天亮，临帖时墨汁三次滴在"关关雎鸠"的字样上。 而新房里，张琼华对着镜中未卸的妆容，用剪子铰下一缕头发，塞进陪嫁的檀木匣——那里还躺着她绣了三个月的鸳鸯肚兜。 郭沫若离家那天，张琼华天不亮就起来熬了锅红枣粥。 他接过碗时，发现她眼底青黑，却故意望向院角的腊梅："我去成都读书，寒暑假便回。" 这一去，便是二十六年未见。 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遇见了改变他人生的女人。 1916年的樱花季，护士佐藤富子为他换绷带时，指尖不小心划过他腕骨的旧疤。 这个出身京都望族的姑娘，竟为了他背弃家庭，改名"安娜"，在冈山的小屋为他生下五个子女。而千里之外的乐山，张琼华正跪在郭家祠堂，为久病的婆婆尝药试温。 最残忍的莫过于1923年的那封家书，郭沫若在信中说"已在日本成家"，张琼华对着信纸发怔许久，转身给婆婆揉按风湿的膝盖："阿爸阿妈，二郎在外有了出息，是好事。" 她把佐藤富子的照片夹在佛经里，却在无人处对着照片上的洋装女子发呆——那个能与丈夫讨论新诗和哲学的女人，该是怎样的蕙质兰心？ 1939年，郭沫若的父亲临终前把张琼华叫到床前，颤巍巍塞给她一本田契："琼华啊，这二十亩良田，是你应得的。" 老人不知道，此时的儿子正在重庆与于立群新婚燕尔，客厅挂着"还我河山"的书法，却没给结发妻子留半行字。 张琼华收下田契，转手就分给了郭家的堂兄弟们："我一个妇道人家，要这么多地做甚？" 她继续住在祖上留下的老屋里，清晨扫院时，常望着门楣上"贞节可风"的匾额出神——那是县长为她请的旌表，却像道无形的枷锁。 郭沫若晚年写《黑猫》，用隐喻的笔法提及这段婚姻："那只黑猫，终其一生在旧宅里徘徊，而我是个逃婚的浪子。" 1963年，他托人给张琼华捎去500元钱，附信写着"大姐辛苦了"。 收到钱的张琼华却笑了："他还记得我这个大姐？"转手就把钱捐给了沙湾小学。 张琼华的悲剧，是千万个传统女性的缩影。 她19岁嫁入郭家，75岁离世，62年婚姻里，与郭沫若相处不过三天，她的账本上，记着公公的药引、婆婆的寿礼、侄儿的学费，唯独没有自己的青春。 当郭沫若在《女神》里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太阳"时，她正在灶前给雇工烙饼，面盆里的面团，揉进了整个时代的无奈。 这场婚姻的错位，折射出新旧文明的剧烈碰撞，郭沫若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的新青年，却在传统文化的惯性中，把发妻变成了"活寡妇"；张琼华恪守着"嫁鸡随鸡"的古训，却在新式婚姻观的冲击下，成为封建礼教的活标本。 两人的故事，像面镜子，照见了一个时代的撕裂——当爱情与责任分道扬镳，当个人自由与家庭伦理激烈交锋，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1978年，郭沫若病逝于北京，两年后，张琼华在乐山逝世，临终前叮嘱侄儿："别给那边添麻烦。" 她的棺木里，陪葬的是郭沫若留学时寄回的《女神》诗集，扉页上"沫若"的签名，早已被岁月浸得泛黄。 如今的沙湾古镇，郭沫若故居的厢房里，还陈列着张琼华用过的针线筐。 游客们路过时，导游总会说起那个在洞房花烛夜被抛弃的女子，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用一生的守望，为这段错位的婚姻，织就了最悲凉的注脚。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郭沫若的背弃，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选择；张琼华的坚守，既是封建礼教的枷锁，也是传统美德的悲歌。 当我们在百年后回望这段往事，更该看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是复杂的经纬，而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女性身影，不该只是史书里的一行小字，更应是我们反思文明进步的坐标。 创作来源：新文学史料，《郭沫若与原配夫人张琼华关系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