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邓颖超到了预产期，孩子有九斤多，远超正常标准。邓颖超生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生下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只能使用产钳强行把孩子拖出来，因为医疗技术落后，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 1927年初，广州的形势正处在剧烈变化之中。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在维持了近三年之后，开始出现裂痕。 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日渐加深，右派势力逐步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当时的广州，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政治氛围十分紧张。 在这个时期，广州的医疗条件相比今天还十分落后。整个广州城内，能够进行接生手术的医院屈指可数，大多数产妇都是在家中请接生婆完成分娩。 位于长寿西路的保生医院，是由德国人开办的一所教会医院。这所医院在当时的广州算得上是设备较为先进的医疗机构，但仍然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 医院的妇产科主要依靠王德馨医生主持工作。王德馨是一位受过西医训练的专业医生，在广州地区颇有名气。 1926年，邓颖超在得知自己怀孕后，一直坚持在广东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她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职务，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工作事务。 这期间，周恩来接到了新的任命。中央调他前往上海，负责军委机关的工作，组织和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在周恩来离开广州之前，他特意安排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从天津南下。考虑到邓颖超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繁忙，他希望有人能够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 随着邓颖超的预产期越来越近，杨振德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分娩做准备。她走访了广州的多家医院，最终选择了保生医院。 到了1927年初，邓颖超的肚子已经很大，远超过正常孕妇。杨振德凭借多年的中医经验判断，这个孩子的体重可能会超过九斤。 1927年4月初，邓颖超以＂李太太＂的化名住进了保生医院。医院专门安排了一间安静的病房给邓颖超。 但是预产期到来的第一天，邓颖超并没有顺利分娩。因为胎儿体型过大，产道无法完全开启，这使得分娩过程异常艰难。 第二天，邓颖超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恶化。持续的宫缩和体力消耗，使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但胎儿仍然无法顺利产出。 到了第三天，情况变得更加危急。杨振德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医，通过号脉发现女儿的脉象已经出现了虚弱的迹象。 医护人员发现邓颖超的血压开始不稳定。长时间的分娩过程已经严重消耗了产妇的体力，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危及母子两条生命。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保生医院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经过反复权衡，医生决定使用产钳进行助产。 杨振德作为家属代表，在医生的详细说明后，同意了这个手术方案。手术必须立即进行，因为每耽误一分钟，危险就会增加一分。 最终，在多位医护人员的协助下，王德馨医生用产钳将婴儿取出。这个过程中，由于力度控制的困难，婴儿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婴儿出生后没有发出啼哭声。医护人员立即对婴儿进行了抢救，但是由于头部损伤过重，最终没能挽回这个生命。 就在邓颖超经历生死考验的同时，上海爆发了＂四·一二＂政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广州，当地的形势也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广州城内搜查共产党员的活动据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从上海发来密电。上级组织要求邓颖超必须立即离开广州，因为她的身份已经不再安全。 但此时的邓颖超正处在产后虚弱期。经过三天三夜的分娩，加上失去孩子的打击，她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 保生医院的医护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王德馨医生和韩日修护士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转移计划。 医院定期会派人乘坐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去香港采购药品。她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帮助邓颖超母女安全转移。 就在准备转移的过程中，一队军警突然闯入医院搜查。他们手里拿着邓颖超的名单和照片，到处搜寻她的下落。 关键时刻，德国籍的医院院长挺身而出。他以外国教会医院的名义，拒绝了军警的无理搜查要求。 军警离开后，医院加快了转移的步伐。韩日修护士长为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准备了护士服和工友服的伪装。 在一个傍晚，邓颖超和母亲穿上准备好的衣服。韩日修护士长则装扮成艇妹，带领她们悄悄离开了医院。 她们先是乘坐小船到达白鹅潭，然后转乘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这条路线避开了军警的主要检查路段。 到达香港后，邓颖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海上的颠簸让她不断呕吐，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受。 经过数天的辗转，邓颖超母女终于在1927年5月1日到达上海。这次的难产给邓颖超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医生检查后得出结论，邓颖超的子宫受到了严重损伤。这意味着她以后很难再次怀孕，失去了再次做母亲的机会。 这个打击对于年轻的周恩来夫妇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的痛苦往往要为革命事业让路。 周恩来和邓颖超把这份永远的遗憾化作了对革命事业更大的投入。他们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