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给周总理写信：本不该打扰您，但此事我不知应该告何人。 那是在19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一位身材魁梧的红三军团团长与一位儒雅干练的总政委在战火纷飞中相识了。彭德怀是这位红三军团团长，而那位总政委正是周恩来。 在极其艰苦的革命环境中，两人共同商讨军事战略，研究作战方案。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丰富的军事经验，为红三军团的作战提供了重要指导。 1934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一年的冬天，彭德怀和周恩来带领着部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在穿越湘江时，由于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协调各部队之间的行动，身体逐渐支撑不住。 1935年，生病的周恩来已经无法独自行走。彭德怀毅然决定从迫击炮连抽调人员组成担架队，确保周恩来能够安全渡过这片生命禁区。 当时的情况异常严峻，每一个战士都承担着极其繁重的任务。面对战士们的担忧，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哪怕丢下一百门迫击炮，也要把周恩来同志抬出草地。＂ 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跋涉，在彭德怀的坚持和战士们的努力下，周恩来最终安全渡过了草地。 建国之初，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全面负责后方的组织和保障工作。 在战争期间，周恩来始终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情况，多次发电报提醒彭德怀注意防空安全。他详细指示志愿军司令部要经常变换位置，分散安置电台，修建标准防空洞。 1951年的一次空袭中，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提醒，彭德怀和指挥部的大部分同志得以安全转移。这次经历让彭德怀深感周恩来对战友的关怀之情，他后来多次说：＂多亏了周公的电令，要不然我这条命就交代在朝鲜了。＂ 1965年9月11日，一个重要的决定传达到了北京吴家花园。组织宣布彭德怀将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前往西南地区开展工作。 在彭德怀即将启程之前，周恩来专门安排了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在中南海重逢，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西南地区的建设情况，并特别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涉及国防、工业、交通等多个领域。这项任务不仅工程量大，而且建设条件十分艰苦。 到达西南后，彭德怀立即投入到实地调研工作中。他深入矿井、钻进煤窑、走访农村，认真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彭德怀特别关注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他仔细记录各地的具体问题，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收集第一手资料。 1967年4月的一天，一则新闻引起了彭德怀的特别注意。《人民日报》报道了苏联向美国出售镁的消息，这让他想起了一年前在四川石棉县的所见所闻。 1966年3月25日，彭德怀曾到石棉县的石棉厂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工厂的石煤矿渣中含有大量未被利用的镁钙资源。 这些堆积在大渡河南岸的矿渣，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可能带来环境污染。而这些矿渣中含有的钙镁磷肥，恰恰是农作物生长所需的重要养分。 经过认真思考，彭德怀决定就这个问题向周恩来写信反映。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石棉厂矿渣的具体情况：每年可产生四五十万吨，其中矿渣占比高达95%。 这些矿渣如果合理利用，不仅设备投入简单，生产成本低廉，还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有价值的肥料资源。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写道：＂本不该打扰您，但此事我不知应该告何人。＂ 对于彭德怀反映的问题，周恩来表现出高度重视。他立即安排专人对此事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个资源浪费问题。 1974年，重病中的彭德怀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彭德怀病情加重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去探望。病床上的彭德怀虽然声音微弱，但依然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注。 他对来访的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策略的人。他表示自己仍然希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工作，并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1974年11月，彭德怀与世长辞。周恩来亲自过问了彭德怀的后事安排，要求将其骨灰安放在四川，并叮嘱四川省委妥善保管。 彭德怀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品质。他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长征时期，彭德怀不惜放弃重要武器装备也要确保周恩来的安全。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多次提醒和关心前线指挥部的安全问题。 即使在西南三线建设期间，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彭德怀发现问题就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也始终关心着老战友的工作和健康。 这种革命友谊的背后，是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他们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彭德怀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牵挂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则一直到最后都在关心和支持着老战友，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