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请求上海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

1949年，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请求上海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不料，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 凌维诚生在上海一个有钱人家，小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学过音乐，会弹风琴拉小提琴，本来可以一辈子围着艺术转。可20岁那年，她遇上了谢晋元，一个正直又有担当的军人。她被他的气场吸引，觉得这就是能托付终身的人。家里人死活不同意，嫌弃军人生活太苦，不适合她这种娇小姐，可她铁了心要嫁。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甜蜜。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谢晋元上了战场，留下她带着孩子和一堆担子。 那时候，她怀着第四个孩子，身体弱得不行，谢晋元让她回广东老家避战火。亲戚朋友都劝她别去，怕她吃不了乡下的苦，可她硬是咬牙带着四个孩子上了路。到广东蕉岭后，生活完全变了样。家里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她撑着。她从没干过农活，现在得下地种田、挑水、收稻子。那双手，以前是弹琴的，现在满是老茧，晒得又黑又糙。刚开始她累得晚上睡不着，偷偷哭过，但一想到谢晋元在前线，她就告诉自己得挺住。 1937年8月，谢晋元带着“八百壮士”在上海四行仓库跟日军死磕了四天四夜，打出了抗战的名声。可没多久，噩耗传来，他牺牲了。凌维诚听到消息，差点崩溃，但家里还有老人孩子，她只能把泪咽下去，继续扛着。那几年，她在乡下苦熬，靠种地养活一家人。抗战结束后，1946年她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上海，可原来的家没了，只能挤在破旅馆里。她靠给人缝衣服、洗碗挣点钱，日子过得紧巴巴。 更让她揪心的是，她发现谢晋元当年的部下——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们，还有六七十个活着，可大多混得惨兮兮，流浪街头讨饭吃。她觉得自己是团长夫人，有责任帮帮这些跟丈夫出生入死的兄弟。她跑了不少地方，想给战士们争取点援助，可那时候上海物资紧缺，没啥效果。她没放弃，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1949年上海解放，新市长陈毅上任。凌维诚听说他为人仗义，心系老百姓，就壮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把自己一家和战士们的难处说了说。陈毅了解了她的情况，知道谢晋元是抗战英雄，又听说她这些年独自拉扯孩子，特别感动。他没多想，直接把吴淞路466号的房子给了她。那是个两层小楼，虽然不豪华，但对她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搬进去那天，她没一个人住，而是带了几个年轻男子一起入住。这几个男人不是外人，是谢晋元的旧部，跟着他打过仗，身上带着伤，流浪了好多年。她看着他们那副落魄样，心里不是滋味，觉得不能不管。她把房子当成大家的避风港，让这些战士有了个落脚地。有人不理解，觉得她一个寡妇带着几个男人住不合适，可她压根不在乎闲话，只想着让这些兄弟过上安稳日子。 有了房子，生活刚稳定没多久，1950年物价又涨了，日子还是紧。她不甘心坐着等救济，跟战士们商量着干点啥。她们凑了点钱，弄了个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做毛巾、袜子、肥皂，贴上“孤军牌”卖出去。她自己也上手干活，教战士们咋操作机器，咋打包东西。她还管着谢晋元墓地旁边的空地，让逃难的人搭棚子住，每月收点租金。这些钱她一分不留，全给了战士们。有的想回老家，她就挤出点钱给他们当路费。 她自己呢，过得特别抠门。衣服破了就补，补丁摞补丁，好多年不买新的。有人劝她对自己好点，她就笑笑说：“我够用了，省点给战士们吧。”她把这些旧部当家人，啥事都替他们考虑。她不是图啥回报，就是觉得这是她该做的，延续谢晋元的精神。 凌维诚就这样忙活了一辈子，到1991年84岁的时候，她在家安安静静走了。孩子们按她的意思，把她跟谢晋元合葬在宋园。她这一生，从上海的富家小姐，到广东的庄稼汉，再到上海的战士“支柱”，哪一步不是硬扛过来的？她没啥惊天动地的大事迹，可她的坚韧和无私，真真切切帮了很多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丈夫的抗战精神传下去，也给那时候的普通人点了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