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伪装成记者的杀手孙凤鸣不见蒋介石出来，吞下的鸦片也已发作，他掏出藏在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冲去连开三枪。 枪声划破了南京的寂静，汪精卫应声倒地，孙凤鸣站在混乱的人群中，脸上没有一丝畏惧。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外，寒风裹挟着紧张的气息。国民党要员们刚刚结束会议，正准备在大会厅前合影留念。人群中，孙凤鸣伪装成晨光通讯社的记者，手中的相机只是道具，腰间的手枪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他的目标是蒋介石，那个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名，迟迟不抗日的领袖。然而，命运开了个玩笑——蒋介石临时缺席，留给孙凤鸣的，是一个必须当机立断的抉择。 南京的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气。孙凤鸣站在记者群外围，灰色呢帽遮住半张脸，眼神却像猎鹰般锐利。他早已吞下鸦片，药效在体内缓缓发作，带来一阵阵眩晕。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会场外，国民党要员们三三两两走出，孔祥熙的笑声刺耳，张学良皱着眉低声与人交谈，汪精卫则姗姗来迟，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合影队伍的最前列。孙凤鸣的手指在相机上轻轻敲击，心跳却越来越快。蒋介石没来，计划全盘落空，但他不甘心就此退场。 孙凤鸣的脑海中闪过往日的画面。1905年，他出生在江苏铜山的一个破败村庄，家徒四壁，父亲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五口。1920年代，父子俩闯关东，沿途的饥荒、战乱和日军铁蹄下的屈辱，让他年少的心中燃起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十九路军，满腔热血想驱逐日寇，却被上级调往江西剿共。 战场上，他亲眼见到同胞的血流成河，国民党“先安内”的政策让他愤怒至极。他脱下军装，誓言不再为这样的政权效力。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33年南京街头。孙凤鸣偶遇华克之，一个同样痛恨蒋介石政策的青年。华克之创办了晨光通讯社，表面上是新闻机构，实则是反蒋抗日的秘密据点。两人一拍即合，孙凤鸣在通讯社刻苦学习，学会了摄影、采访，甚至伪造证件，只为掩护更重要的行动。 1934年秋，孙凤鸣向华克之提出刺杀蒋介石的计划，定在四届六中全会上动手。华克之犹豫再三，最终递给他一把手枪，低声说：“兄弟，活着回来。” 11月1日，合影的时刻终于到来。孙凤鸣站在人群后，假装调试相机，实则观察着每一位要员的站位。汪精卫站在最显眼的位置，孙凤鸣的眼神一凛。他知道，汪精卫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但在“容共”与“清共”间摇摆不定，其政策同样让抗日事业一再受挫。 既然杀不了蒋介石，汪精卫便是次佳目标。孙凤鸣深吸一口气，鸦片的药效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但他强撑着站稳，猛地抽出藏在腰间的手枪，高喊：“打倒卖国贼！” 三声枪响，震耳欲聋。汪精卫胸口与背部连中三枪，踉跄倒地，鲜血染红了西装。会场瞬间炸开了锅，孔祥熙吓得钻进汽车底下，多数要员抱头鼠窜。唯有张学良和张继反应迅猛，冲向孙凤鸣，与他扭打在一起。汪精卫的卫兵也回过神来，举枪射击，子弹击中孙凤鸣的腹部，他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南京中央医院的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孙凤鸣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腹部的伤口仍在渗血。医生摇摇头，低声对旁边的国民党军官说：“他活不过今晚。”军官冷笑，递给医生一叠钞票：“给他打强心剂，务必问出幕后主使。”病房外，寒风吹过窗户，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在为这个年轻的生命送行。 孙凤鸣半睁着眼，意识模糊。他想起闯关东的苦难岁月，想起十九路军的战友倒在江西的山野，想起华克之递给他手枪时眼中的担忧。他知道，自己绝不会供出任何人。 刺杀事件震动全国。汪精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子弹留下的后遗症让他此后饱受折磨，直至1944年去世。蒋介石赶到现场，面对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泪水与质问，一时无言。社会舆论沸腾，有人猜测这是蒋介石铲除异己的阴谋，有人则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直到华克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承认自己与孙凤鸣的计划，澄清共产党无关，舆论才渐渐平息。 孙凤鸣的死并未换来他期望的抗日局面。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晨光通讯社也在事件后被查封，华克之销声匿迹。但孙凤鸣的名字，成了那个时代无数爱国青年抗争的缩影。 1935年11月2日凌晨，孙凤鸣在病床上闭上了眼。他的枪声虽未能改变时局，却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无数沉睡的灵魂。 孙凤鸣刺杀事件不仅反映了1930年代青年对国民党政策的极度不满，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撕裂。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呼声高涨，但蒋介石的“剿共”优先政策导致大量爱国人士转向激进行动。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30年代类似的反蒋刺杀事件多达数十起，晨光通讯社等民间组织成为这些行动的温床。孙凤鸣的失败，凸显了个人英雄主义在复杂政治博弈中的局限性，却也激励了更多人投身抗日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