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左宗棠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因没有下跪请安，被左宗棠骂了一句：“武官见我，不论大小都要叩拜，你为何不跪？”客人不屑的冷笑一声，带着怒火转身离开。
左宗棠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出生于湖南湘阴，家族祖籍为江西，南宋时迁至湖南定居。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一位秀才，家中虽然有些薄田，却难以养活九口之家，因此长期在外教授私塾。 左宗棠从小随父亲读书，六岁便开始学习《论语》和《孟子》，十几岁时喜欢研读历史，特别仰慕历史上有成就和节气的人物。他性格自信甚至自负，常将自己比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称自己为“今亮”，因此得了“小诸葛”的绰号。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左宗棠先后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镇压太平军，屡立功勋，逐渐赢得朝廷的重视与信任，并因功升迁。他后来加入曾国藩的队伍，共同参与平定太平天国的行动。由于表现出色，他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并获封恪靖伯。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中国首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他还设立了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和海军人才，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的务实精神和经世致用的理念使他在晚清洋务派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异辞录》记载，他年少时自负甚高，人称“小诸葛”。任陕甘总督期间，他与林寿图交往甚密。林寿图性格豪爽，喜饮酒吟诗，两人常在一起畅谈。一次捷报传来，林寿图赞扬左宗棠神机妙算，左宗棠得意地回应：“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两人随即大笑。然而，林寿图顺势接话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也。”本意是幽默附和，不料引发左宗棠误解，认为对方是在讽刺自己，因而两人自此心生隔阂。
咸丰九年的一个早晨，左宗棠府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位来访者正是永州镇总兵樊燮，他此行本是为拜访骆秉章而来。当时的左宗棠虽是骆府军师，但在官场上的地位却远不及樊燮。 那日，当樊燮大张旗鼓地乘坐八抬大轿来到骆府时，迎接他的并非主人骆秉章，而是左宗棠。按照清朝官场规矩，下级官员见到上级理应行礼。然而樊燮不仅没有行礼，言语间更是透露出不屑。左宗棠见状，立即出言训斥，要求对方按规矩行事。这番举动彻底激怒了素来傲慢的樊燮，一场争执就此爆发。 要理解这场冲突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樊燮的为人说起。作为永州镇总兵，樊燮在当地可谓是声名显赫。他不仅拥有显赫的军职，更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网。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在行事上愈发狂妄。与其他武将不同，樊燮特立独行，处处标新立异。 在清朝，武官出行骑马是一种传统，也是身份的象征。但樊燮偏偏要另辟蹊径，他认为文官可以乘轿，武官为何就要受苦骑马？于是，他特意置办了一顶八抬大轿，不论远近都要乘坐。 更令人侧目的是，每逢樊燮出行，都要大张旗鼓，沿途百姓必须避让。若有人不慎挡道，轻则受责骂，重则遭责罚。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让他在永州地区树敌颇多，却也无人敢于公开反对。甚至在军务上，他也是我行我素。军中有要事，他也要坐着轿子去，到了地方更是不肯下轿，只在轿中隔帘办事。樊燮怒气冲冲地离开骆府后，立即上书控告左宗棠的无礼行为。
左宗棠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以“心忧天下”闻名。他借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坚决主张抵御外侮，反对妥协。他曾因林则徐被罢职而愤然写下《感事》诗，呼吁国人认清侵略者本性，强调唯有坚决抗争才能赢得胜利。 左宗棠推崇传统“民本”思想，提出“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的治国理念。他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信念，每到一地都采取招抚和治理并举的措施，使百姓安居乐业。《清史稿》评价他“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同治六年，新疆局势告急，阿古柏在南疆建立伪政权，俄国占据伊犁，英国虎视眈眈。面对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新疆的建议，左宗棠明确反对。他指出，新疆是我国神圣领土，地势险要、资源丰富，不仅对西北安定至关重要，更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他主张收复新疆，“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即使付出代价也绝不能拱手让人。 西征过程中，左宗棠面临巨大挑战。新疆地域辽阔，地势复杂，补给困难。从甘肃到新疆的长途跋涉依赖骡马、骆驼运输，粮草供应成为关键难题。左宗棠制定精兵策略，裁减冗员，同时鼓励军队就地发展生产，保障补给。 他坐镇肃州，根据地形制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1876年，西征军在粮草充足的情况下正式出征，分兵两路收复北疆。通过多场战斗，西征军先后收复古牧地、迪化、玛纳斯等重要城镇。在迪化战役中，清军一炮轰塌敌军城墙，迅速攻克敌阵。这一战役至今被铭记于乌鲁木齐的“一炮成功”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