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大汉奸万里浪被枪决后，家人在收殓时，发现不是他的尸体。大特务毛森对万妻说：“那天一共毙了十六个汉奸，应该是装错了，你去找一下另外十五家，翻一翻棺材，不就找到了。” 1946年8月，上海江湾刑场，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和淡淡的火药气息。十六名汉奸被押上刑场，绳索勒紧他们的手腕，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围观的群众。人群中，一名年轻特工魏桂龙死死盯着其中一人——万里浪，那个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叛徒。 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枪声响起，尘土飞扬，但这一枪不仅终结了万里浪的生命，也掀开了一场离奇的闹剧：万里浪的尸体，竟然在收殓时“失踪”了。 那一年的上海，刚刚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街头巷尾还残留着战争的创伤。万里浪，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中如同毒蛇般令人胆寒。他曾是军统上海站的行动队副队长，戴笠的得力干将，枪法精准、头脑冷静，执行过无数次暗杀和情报任务。 然而，1939年10月的一个雨夜，他在一次行动中落入日伪特务机关“76号”的陷阱。那是个阴冷的夜晚，上海的弄堂里回荡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万里浪被李士群的部下围困在一处废弃仓库，枪伤让他几乎无法动弹。 李士群，这个“76号”的头目，以狡诈和残忍著称。他没有急于处决万里浪，而是抛出了诱惑：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万里浪愿意背叛军统，投靠汪伪政权。面对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万里浪的内心天人交战。 他想到了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想到了戴笠的信任，但最终，生存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他低下了头，签下了投敌的协议。从此，他从军统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 万里浪的背叛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击，带来了毁灭性的连锁反应。他供出了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和潜伏人员名单，导致数十名特工被捕，很多人惨死在“76号”的酷刑之下。他的昔日战友魏桂龙便是受害者之一。 魏桂龙的未婚妻，一名军统联络员，因万里浪的出卖被日伪抓捕，遭受非人折磨后被杀害。魏桂龙从此将万里浪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发誓要亲手为爱人复仇。 投敌后的万里浪并未沉沦，反而在“76号”如鱼得水。他凭借过人的能力和军统背景，迅速成为李士群的左膀右臂，被任命为第四行动队队长。 他甚至策反了多位军统高级特工，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军统”团体。这个团体在“76号”内部横行无忌，专门对付军统和其他抗日力量。万里浪的手段残忍至极，他亲自审讯被捕的军统特工，酷刑花样百出。 据史料记载，他曾对一名叫张远的特工施以“火烙”之刑，用烧红的铁条烙在对方身上，只为逼问出更多情报。 1943年，万里浪的野心达到顶峰。他被任命为伪政保局局长，权倾一时。然而，权力也带来了新的敌人。他与伪军委会政治部长黄自强展开激烈争斗，双方明争暗斗，甚至多次策划暗杀。万里浪曾派人埋伏在黄自强的必经之路，试图用炸弹解决对手，但因情报失误，行动以失败告终。这些斗争让万里浪如履薄冰，却也让他更加疯狂地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万里浪的末日来临。他试图通过旧关系重返军统，洗白自己的罪行，但戴笠早已下令：叛徒，绝不姑息。1946年8月，万里浪在上海被捕，法庭宣判他死刑。执行枪决的任务，落在了魏桂龙手中。 刑场上，魏桂龙的复仇心切到了极点。他先是用香火祭奠被万里浪害死的同僚，然后举起枪，瞄准万里浪的双腿，刻意避开要害。一枪、两枪，子弹撕裂血肉，万里浪在地上痛苦翻滚，哀嚎声刺破了清晨的寂静。围观群众中有人皱眉，有人窃窃私语，但没人同情这个汉奸。最后一枪，魏桂龙对准了万里浪的胸膛，结束了这一切。 但故事远未结束。几天后，万里浪的妻子来到江湾刑场领取丈夫的尸体。她掀开棺材盖，脸色瞬间煞白——里面躺着的，根本不是万里浪。她找到保密局负责人毛森，声泪俱下地质问。毛森皱着眉头，语气冷淡：“那天枪毙了十六个汉奸，尸体装错了也不奇怪。你去其他十五家问问，翻翻棺材，总能找到。” 万妻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她走遍上海，敲开一户户汉奸家属的门，恳求他们核对尸体。 这场离奇的“尸体错乱”事件，成了当时上海街头巷尾的谈资。有人说，这是保密局故意为之，用这种方式羞辱汉奸；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执行人员的疏忽，战后的混乱让一切都显得草率。 无论真相如何，万里浪的结局都充满了讽刺意味——他生前叱咤风云，死后却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未能留下。 万里浪的背叛不仅导致军统上海站几乎全军覆没，还间接影响了多起抗日行动的失败。例如，1940年的一次针对日军高层的暗杀计划，因万里浪泄密而功亏一篑。战后，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审判极为严格，根据《惩治汉奸条例》，像万里浪这样罪行重大的汉奸，通常被判处死刑，且鲜有特赦可能。 他的案例，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用来分析战时特工的双面人生与道德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