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戴公祠警卫室的水泥地被挖开，小萝卜头的遗体静静躺在里面，遗体已经腐烂，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当看清他握着的东西时，在场的人悲声四起。 1949年12月，重庆歌乐山的寒风呼啸，解放军战士和幸存的狱友站在戴公祠警卫室前，铁锹一下下敲碎坚硬的水泥地。地层裂开，一个孩子的遗体赫然出现，瘦小的身躯已经腐烂，两只小手却死死攥在胸前。战士小心翼翼地掰开那双僵硬的手，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滚落出来，沾着泥土，泛着微光。 人群中，有人低声抽泣，有人捂住嘴，泪水无声滑落。这个孩子是谁？为何在这黑暗的牢狱中，用生命守护着一支铅笔？ 他叫宋振中，昵称“小萝卜头”，年仅8岁，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年轻的烈士。他的故事，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铁窗背后，藏在那个动荡年代的血与泪中。 1941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西安街头警笛刺耳。宋绮云和徐林侠，这对中共地下党员夫妇，因参与西安事变、宣传抗日主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的幼子宋振中，当时只有8个月，随母亲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 牢房狭小，墙壁渗着水珠，空气中弥漫着大便桶的恶臭，霉烂的米糠和菜叶是唯一的食物。徐林侠紧紧抱着孩子，咬牙吞下腐臭的饭团，只为挤出几滴乳汁喂养儿子。 白公馆的日子像一潭死水，压得人喘不过气。宋振中渐渐长大，却因营养不良，细胳膊细腿像芦柴棒，脑袋却显得格外大。狱友们看着这瘦弱的孩子，心疼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小萝卜头”。 6岁那年，宋振中的世界迎来了微光。父母和狱友们发现，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渴望学习，却连字都不识。宋绮云和狱友们决定为他争取读书的机会。他们发起绝食和罢工，宁愿饿肚子也要让孩子上学。狱方迫于压力，同意让狱中的爱国将领黄显声担任宋振中的老师。 黄显声的牢房成了宋振中的“教室”。破旧的木板当桌子，烧焦的棉花兑水做墨汁，树枝磨尖当笔。黄显声教他写字、算术，还教他俄语，讲中国的山川河流，讲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宋振中瞪大眼睛，握着树枝一笔一画地写，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满是对知识的渴求。 黄显声送给他一支红蓝铅笔，宋振中如获至宝，攥在手里舍不得用。 学习让宋振中成了狱中的“自由人”。因为年纪小，特务对他看守不严，他可以在牢房间跑来跑去，传递消息、送物什。狱友们偷偷编写的《挺进报》，记录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就是通过宋振中的小手，传遍每个牢房。一次，狱友胡春甫被毒打后奄奄一息，宋振中从门缝看到，悄悄端来一碗母亲省下的面条，塞到他手里，轻声说：“叔叔，吃吧，吃饱了才能打坏人。” 胡春甫含泪吃下那碗面，后来回忆：“那碗面救了我的命，更暖了我的心。” 1947年，宋振中随父母从贵州息烽监狱转回白公馆。在这里，他遇到了狱友陈然，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然身负重伤，精神却不屈。宋振中偷偷帮他联系地下党组织，把黄显声摘抄的新闻整理成小纸条，塞进每个牢房的门缝。这些纸条像火种，点燃了狱友们的斗志。他们知道，解放军的炮火正逼近重庆，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胜利的曙光还未照进白公馆，黑暗却先一步降临。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下令对“政治犯”分批处决，决不放过一人。8月25日，密令传到白公馆，宋振中一家被列在名单上。 9月6日深夜，戴公祠警卫室的灯光昏暗，特务杨进兴带人闯入。徐林侠抱紧儿子，声嘶力竭地喊：“他是孩子，放过他吧！”宋绮云怒目而视，骂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杨进兴冷笑，挥刀刺向宋振中，鲜血喷涌而出，孩子倒在母亲怀里。徐林侠撕心裂肺地哭喊，紧接着，她和宋绮云也倒在血泊中。特务们将尸体埋在小屋地下，浇上水泥，冲净血迹，妄图抹去罪行。 重庆解放后，宋振中的遗体被找到，那支红蓝铅笔成了他生命的最后见证。他和父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称为“一门三烈”。宋振中以8岁半的生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年轻的烈士。他的故事通过《红岩》小说、影视剧和课本，传遍千家万户。他的姐姐宋振苏回忆：“弟弟用短暂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希望。” 如今，重庆歌乐山红岩魂陈列馆里，宋振中用过的半截铅笔静静陈列，旁边的雕像上红领巾飘扬。2023年，北京杂技团推出杂技剧《春望·小萝卜头》，再现了他的故事，感动无数观众。 每年烈士纪念日，孩子们在宋振中雕像前敬礼，缅怀这位小小的英雄。他的铅笔，不仅是知识的象征，更是中国革命不屈精神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