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一个夜里，周志英与戴笠一番云雨之后，再次逼问他何时与自己结婚？不料，戴笠嘴上答应择日完婚，暗中却把她骗到息烽监狱，两年后才释放。 息烽监狱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周志英的哭喊在空荡的走廊回响，她怎么也想不通，那个曾拥她入怀的男人为何如此绝情。1941年的贵州，深山里的这座秘密监狱阴冷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绝望。 周志英蜷缩在狭窄的牢房一角，身上那件精心挑选的旗袍早已沾满尘土。她本以为自己正奔向新婚的殿堂，却被一辆黑色轿车送进了这人间炼狱。那个许诺要娶她的男人，叫戴笠——民国军统的掌权者，蒋介石的“佩剑”，一个以冷酷和风流著称的男人。 周志英的悲剧并非一夜铸成。她的故事要从香港的街头说起。1920年代末，父母双亡的她跟着哥哥讨生活，哥哥去世后，她沦为歌厅舞女。那时的她，穿着紧身的缎面裙，在昏黄的灯光下旋转，笑靥如花，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直到戴笠的一次偶然光顾，他一眼看中了这个灵动的女子，将她带离歌厅，送进了浙江警官学校的特训班。 特训班的日子像换了天地。周志英褪去舞女的脂粉气，换上简洁的制服，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她努力学习射击、情报搜集，甚至连电讯技术都摸得门清。训练场上，她的身影格外显眼——不仅因为她出众的成绩，更因为那张清丽的脸和曼妙的身姿。戴笠，学校的政治特派员，每次视察时总会多看她几眼。他西装笔挺，眉宇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偶尔一笑，却又透着让人心动的温柔。周志英心动了，她开始期待每次戴笠的到来，甚至会在他视察前特意梳理头发，换上最合身的制服。 1940年的一天，戴笠以“商讨工作”为由，将周志英单独叫到办公室。房间里，檀香的味道混杂着皮椅的沉稳气息，窗外的梧桐树影在夕阳下摇曳。戴笠靠在桌边，目光在她身上流连，低声说：“志英，你真是这群学员里最特别的。”周志英脸一红，低头摆弄着手里的笔记本，心跳如鼓。她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轻声说：“戴先生过奖了。” 那一晚，戴笠的甜言蜜语像一张网，将她牢牢困住。他诉说她的美貌如何让自己魂牵梦萦，诉说她的才华如何让自己刮目相看。周志英半推半就，陷入了这场危险的游戏。事后，戴笠将她调到军统本部做秘书，几乎形影不离。她以为自己是戴笠的唯一，殊不知，这位军统头子早已习惯在女人间游走。他的原配毛秀丛病逝后，他从未想过再娶，身边的女人不过是过眼云烟。 周志英却不甘心做“云烟”。1941年的一个夜晚，重庆的空气里还带着战火的硝烟味，她依偎在戴笠怀里，鼓起勇气问：“你什么时候娶我？”戴笠愣了一下，随即敷衍道：“当然会娶你，只是现在抗战正紧，时机未到。”她不依不饶，甚至在公开场合流露出两人亲密的关系，这让戴笠的耐心逐渐耗尽。 戴笠厌倦了周志英的纠缠，更厌恶她自以为是的“特殊”。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方式解决问题。一天，他故作温柔地对她说：“志英，我决定和你秘密结婚。三天后，我派人接你去新房。”周志英喜出望外，精心打扮，穿上最爱的藕色旗袍，涂上从香港带来的口红，满心期待地上了车。 车子却没有开往她想象中的公馆，而是驶向贵州息烽的深山。山路颠簸，雾气弥漫，周志英终于察觉不对，想推开车门，却被司机冷冷制止。到了息烽监狱，狱长皮笑肉不笑地迎接：“夫人，戴局长特意交代，您先在这儿住下。”铁门关上的那一刻，周志英的尖叫撕裂了夜空，却无人理会。 两年后，戴笠以为她已被“教训”够了，下令释放。 出狱后的周志英没有死心。她借钱买了新旗袍，抹上厚厚的胭脂，风尘仆仆赶到重庆，站在戴笠公馆前哭喊着要见他。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戴笠却连面都不愿露。他派人将她再次送回息烽，这一次，她被关了四年，直到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才重见天日。 与周志英的痴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女人——余淑恒。她同样美貌，同样被戴笠看中，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周淑横出身湖南名门，中央政治学校外语系的高材生，精通英语，气质优雅。她被调到戴笠身边做秘书后，深知自己不过是他的“玩物”。她从不逼婚，也不流露痴情，而是保持清醒，利用自己的才华赢得尊重。 1941年，戴笠计划培养外语特工，周淑横主动请缨出国留学。戴笠欣赏她的聪慧，亲自安排她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深造。她走得干脆，留下几封情意绵绵的信稳住戴笠，却在抵达美国后悄然带着家人定居海外，彻底摆脱了这个危险的男人。周淑横的故事，像一抹亮色，点缀在戴笠风流史的阴暗底色上。 戴笠一生与数十名女性有染，包括军统女特工、名媛甚至下属之妻，但鲜有人能逃脱他的掌控。周志英的遭遇并非个案，军统内部的严格纪律和戴笠的个人作风，让许多女特工在权势与情感的夹缝中挣扎。 息烽监狱作为军统的秘密监牢，关押过上千人，其中不少是因触怒戴笠而被“处理”的内部人员。这些故事，提醒我们乱世中的权势如何扭曲人性，也让我们感慨，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子，曾如何在黑暗中挣扎求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