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严幼韵与才华横溢的外交官杨光泩喜结连理。新婚燕尔之际，杨光泩便接到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任命，需远赴欧洲履职。
1929年9月6日，上海的大华饭店里灯火辉煌，熙熙攘攘的宾客为这场婚礼的到来而热烈期待。婚礼的主角是年轻的严幼韵和她的未婚夫杨光泩。
两人于同年早些时候相识，并迅速坠入爱河，杨光泩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官，身上拥有一种沉稳与睿智，深得同事们的尊敬，而严幼韵则是一位出身名门、气质温婉的年轻女子。
在那个时代，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多的是两种家族、两种社会地位的融合。婚礼上的盛大场面，是两人家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婚礼上几乎所有能在上海社交圈中找到的名流、政府官员都在场，出席者超过千人，婚礼庄严而不失温馨，周围的笑声与音乐充斥在空气中，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严幼韵内心的隐隐不安。
杨光泩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身负重任，婚后的几个月，严幼韵刚刚适应了作为新婚妻子的角色，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严幼韵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仅仅嫁给了杨光泩这个人，而是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舞台，承载着作为外交官夫人所应尽的责任。
她站在那张摆满鲜花的婚床前，心里泛起了复杂的波澜，新婚的甜蜜与即将面对的艰难时光交织在一起，她不知道自己准备好迎接将来的挑战与困难。
她没有拒绝的理由，杨光泩带着她离开上海，向着未知的欧洲启程，严幼韵带着对未来的期许和恐惧，踏上了这条与丈夫同行的道路。
从上海到欧洲的漫长旅程中，严幼韵的心情有过无数次的起伏，每次与丈夫的对话，她都试图掩饰内心的疑虑，想要在杨光泩面前表现得更加镇定。
作为外交官夫人，自己不仅仅是跟随者，还是一个肩负重任的支持者，她要在异国他乡适应新的生活，这种挑战的重量早在婚礼那天就已经悄悄开始加重。
1938年，杨光泩被任命为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对严幼韵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搬家，而是生活重心的彻底改变。
马尼拉这座处于菲律宾群岛的城市，虽然地理位置优越，空气湿润，但却充满了战争的阴云，菲律宾尚未成为独立的国家，政治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对严幼韵来说这座城市既新鲜又让人不安。
严幼韵尝试着融入当地社交圈，但她始终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舒适圈，她不仅要应对陌生的环境，还要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严幼韵逐渐发现，她的任务远不止是作为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她开始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支持中国抗战的事务。
她不仅与其他华侨的妻子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还帮助组织募捐活动，筹集物资支援祖国，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父亲、丈夫和兄弟们的事，更是每个在海外中国人的责任。
在马尼拉，她所担任的角色远超一般外交官妻子的责任，她既要配合丈夫的外交工作，又要在社交场合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独立性。
她不仅要为丈夫的工作提供支持，还要在外交场合上充分展示中国妇女的力量和智慧，在抗战时期，严幼韵作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的名誉主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远未得到完全认可，严幼韵从未因此而退缩，她组织募捐、支援物资，她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马尼拉华侨和当地民众的尊敬。
在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边的国际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严幼韵经常在丈夫工作繁忙时，独自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也开始更加深刻地理解“外交”二字的重量。
随着日益临近的二战，严幼韵清晰地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仅仅是政治领袖们的较量，更是她所处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个人所要承担的痛苦与牺牲。
1942年4月，日军攻占了马尼拉，杨光泩和其他中国外交官被困在总领事馆。局势瞬息万变，严幼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没有时间悲伤，严幼韵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孩子，她设法与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们保持联系，确保孩子们的安全，生活变得艰难极了。
她们没有食物，甚至没有水源，所有人都开始依赖极其有限的资源。她们挖掘菜地，种植蔬菜，养鸡养猪，勉强度日。
在这场生死考验中，严幼韵的坚韧超出了许多人想象，日军的威胁近在眼前，但她依旧顽强地守护着孩子，守护着身边的人。
日本投降后的严幼韵，决定离开马尼拉，带着三个孩子前往美国，1950年她终于顺利地在美国定居，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阴影，她依然作为外交家妻子身份活跃在社交圈里，但她的心里始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失去的亲人和朋友。
她进入了联合国工作，负责礼宾司的工作，接待世界各国的大使，这段经历为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她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有独立身份的女性。
尽管历史带走了她的丈夫和许多亲人，但她仍然选择了坚持与勇气，她不仅为自己，也为孩子们的未来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