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新任四川督军的陈宧匍匐在袁世凯脚下，亲吻了一下他的脚说：“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宧死都不回来！”
袁世凯的孝道在中国历史中也是被广泛认可的，从《陈情表》中的李密，到孔子提倡的“百善孝为先”，孝道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众多历史上的孝者中，袁世凯无疑是其中一位典型人物。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因其叔父无子，6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成为其嗣子。这意味着他需要孝敬两个母亲：一是亲生母亲刘氏，二是嗣母牛氏。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袁世凯给家人写下了70多封家书，从这些家书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两个母亲的深厚孝心。 1891年，袁世凯收到嗣母牛氏病重的电报后，立即从朝鲜赶回家中。尽管嗣母最终去世，袁世凯悲痛万分，并请求暂时离职以便守孝。然而，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关键，无法轻易失去袁世凯的协助，只同意给予他百日假期。在处理完丧事后，袁世凯便返回了朝鲜。尽管他为丧失母亲的机会感到深深遗憾，但这也让他更加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于是，1892年当他重新回任后，便带着亲生母亲刘氏一同前往朝鲜，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才派人将刘氏送回故乡安享晚年。 在天津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未能陪伴嗣母牛氏直到她去世，深感自己未能尽孝的遗憾。因此，他决定给自己的夫人写信，表达他希望尽孝的心愿。他在信中提到：“忠孝不能两全，国而忘家，原属无可奈何之事，故余拟建屋津门，迎生母及家眷来津同居。”他希望能够在母亲有生之年，陪伴她度过晚年，同时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孝心，弥补未能尽孝的遗憾。
1915年的北京，正值袁世凯称帝前夕。在一场重要的政治集会上，时任外交部总长的曹汝霖亲眼目睹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面：新任四川督军陈宧，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匍匐在袁世凯脚下，做出了令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他不仅行了最崇敬的大礼，更是以吻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忠诚。随后，陈宧更是立下重誓，表示若袁世凯来年不登基称帝，他宁愿永远不归四川。这一幕情形，就连见惯了官场上各种献媚逢迎的曹汝霖也不禁为之动容。 然而，要理解这一幕背后的深意，还需要回溯到陈宧的仕途起点。在袁世凯的政治版图中，四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而陈宧正是从四川军务会办这个基层单位开始，一步步获得袁世凯的赏识。在当时的军政体系中，能够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并非易事。陈宧通过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逐渐在袁世凯心中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袁世凯对陈宧的器重，不仅体现在官职的提拔上，更表现在私人关系的亲近程度上。为了显示对陈宧的特殊信任，袁世凯特意安排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与陈宧结为异姓兄弟。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结拜关系绝非寻常。 袁世凯此举既是对陈宧个人才能的认可，也是对其忠诚度的一种考验。通过这层私人情谊的维系，袁世凯希望能够将陈宧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随着时局的发展，陈宧的仕途也在袁世凯的提携下节节攀升。最终，他被委任为四川督军，成为了一方诸侯。
袁世凯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教育改革，他创建了许多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包括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为了推动现代教育的发展，他还开办了多种实业学堂，到了1906年，直隶省的实业学堂已经达到21所，位居全国第一。最具影响力的有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以及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直隶高等工业学堂。 然而，清帝逊位后，民国继承了大量的前清债务，财政状况异常困难。此时，主要的财政收入来自奉、直、齐、晋等省的盐税，以及各类常税和杂款，但仍然不足以应付政务开支。南方各省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无法及时解款，甚至中央专款也被截留。面对巨额的赔款和外债，袁世凯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 1913年，袁世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决定采取极端手段增加税收。他通过通电宣布盐税为国家税收，禁止各省截留，并通过巧立名目、增加地方税收等手段，尽可能地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袁世凯还严令各省不得单独借债，这一政策使得各省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原本效忠北洋系的官员。 1916年，虽然袁世凯曾耗费巨资为自己准备了皇冠和龙袍，但在年初的“登基大典”上，他未能如愿以偿地穿上皇袍。当天，他只在中南海的“新华宫”接受了百官的“朝拜”，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令人尴尬的是，当时袁世凯的正妻于氏拒绝行叩拜礼，她直言不愿向丈夫下跪，因她不满袁世凯娶了那么多妾室，感到自己被轻视。 按照皇室礼仪，作为新帝的长子袁克定理应成为皇太子。然而，袁克定身材矮胖，行走一瘸一拐。与之相比，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学识过人。许多人都认为，袁世凯有意立袁克文为太子，这让袁克定与袁克文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面对这些纷争，袁世凯表示：“世界上没有瘸子皇帝，难道就有土匪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