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善文被判死刑，为了活命，他主动献出两张珍贵药方，并在监狱中制药，陶铸下令：“死刑改判有期徒刑六年！”
广西，这片民风彪悍的土地，素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处，复杂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曾经造就了无数的民间冲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较好地关照广西的少数民族，当地的地方官员更是横征暴敛，导致民众无法忍受，最终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广西地区的匪患便猖獗了起来。 在这些土匪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名叫陈善文。陈善文小时候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走进大山野岭，采集草药，聆听父亲讲述草药的知识与故事，这些经历为他未来的医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对医学的执着，陈善文拜了一位江湖郎中为师，师傅医术高超，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陈善文跟随师傅四处游历，在医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积累，得到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当李宗仁率军进入广西时，陈善文的医术再次得到了认可，李宗仁任命他为副官，并将他带上了抗日战场。在战场上，陈善文冒着枪林弹雨，为伤员疗伤，凭借出色的医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善文选择了隐退。他带着家人躲进了险要的十万大山，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尽管李宗仁曾多次派兵围剿，但始终未能成功。 在山中，陈善文凭借自己掌握的草药知识和医术，为当地百姓开设了一个小诊所，治病救人，逐渐积累了更多的信任和人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部队逐渐壮大起来。起初只是为百姓提供帮助，但慢慢地，陈善文的部队发展成了一支土匪队伍，开始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周围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秩序的恢复，陈善文和他的部队最终得到了关注。
1951年的初夏，广西玉林监狱里一片寂静。陈善文独自坐在牢房中，手中握着一纸判决书。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因为参与土匪活动，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着过往的种种画面：曾经悬壶济世的行医生涯，后来误入歧途的种种抉择，以及如今面临的生死抉择。 此时的陈善文，已经在狱中关押了数月。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求生的本能让他始终在思考着是否还有一线生机。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向政府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两张秘方。 这两张药方，一直是陈善文几十年行医生涯中最珍贵的财富。其中＂驳骨水＂是他早年游学时研制成功的跌打损伤特效药，而＂云香精＂则是他多年精研所得，对风湿骨痛、伤风感冒和冻疮都有显著疗效。这两种药品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都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陈善文主动向狱方表达了献出药方的意愿。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东省主要领导人陶铸的耳中。为了验证药方的真实性和效果，政府在监狱内专门开辟了一个小型制药车间，让陈善文在那里进行药品试制。
在试制过程中，这两种药品的效果得到了充分证实。特别是在处理跌打损伤方面，＂驳骨水＂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治疗效果。这个时期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医疗物资十分紧缺。在确认了药品的价值之后，陶铸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陈善文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六年。 1952年，陈善文因操心制药厂的改造工作而积劳成疾，病倒了。上级为此请来了专家为他治疗，不久后，陈善文便恢复了健康。面对这一切，他感激涕零，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发自内心的话：“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人民。我在几十年间造孽，成了人民的罪人。如今人民政府不念旧恶，改造教育，拯救垂危，实为再生父母。今后我一定脱胎换骨，弃旧图新，争取做个新人。”不久，陶铸的关怀让陈善文获得了减刑一年的奖励，狱方还为他安排了单间宿舍，允许他的儿子前来照料他。1952年以后，陈善文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 1964年冬天，陈善文接到了一份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为一位中央领导看病。他乘车到达南宁明园饭店时，才发现接待他的人竟是贺龙元帅。贺龙元帅热情地招呼他坐下，经过一番亲切问候后，陈善文才了解到贺龙元帅的病情。经过细心的诊脉和分析，陈善文诊断出贺龙元帅患有风湿病。 他随即在纸上写下药方，经过多次修改，最终给出了他认为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贺龙元帅根据陈善文的药方服药，不久后，肿痛的右脚便恢复如初。帮助贺龙元帅看病后，陈善文还为罗荣桓和聂荣臻元帅检查了身体。在那天晚上，陈善文通常不喝酒，但在这次愉快的经历后，他高兴地喝了个酩酊大醉。 1984年，上海一家制药厂派人来找陈善文，愿意提供高薪聘请他到上海工作，条件是他必须带着“驳骨水”和“云香精”的配方。对于陈善文来说，高薪的诱惑是巨大的。毕竟他曾经在核心制药领域有过一定的接触，而现在只能在卫生所工作，常常受到排挤，心中不免有些不甘。但转念一想，玉林制药厂曾经对自己和家人的恩情，特别是父亲多年来的辛勤付出，他最终还是决定不接受这个提议，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