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布雷因妻子产后意外去世，怒将刚出生的女儿从二楼窗户扔了下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儿，后来会成为周恩来布在自己身边的暗棋。 那是在1919年10月，一场悲剧正在浙江慈溪陈家上演。陈布雷的结发妻子杨品仙因生下小女儿陈怜而患上产褥热，不治身亡。这个悲痛的丈夫将所有的仇恨都倾注在这个刚出生的女婴身上。有一天，他突然怒火攻心，竟将还没满月的女儿塞进痰盂，幸好被家人及时救下。不久后的又一天，当襁褓中的女儿啼哭不止时，陈布雷再次发疯似的，一把抓起女儿扔出窗外，女婴正好卡在窗外的竹栏上。家里人赶忙施救，陈布雷却瞪着血红的眼睛咆哮道：＂我要弄死这个害死生母的孽障，我看谁敢把他救上来！＂ 是岳母杨老太太挽救了小陈怜的生命。这位坚强的老人从窗户上探出身子，把外孙女拽了上来，并决定亲自抚养她，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怜儿＂。 直到1925年，6岁的陈怜才被带回父亲身边。此时的陈布雷已与王允默再婚，在上海担任《商报》主编。几年过去，当年的伤痛渐渐淡去，面对女儿，陈布雷心中充满愧疚。 继母王允默是位受过教育的新女性，亲自教导陈怜读书写字，成为她的启蒙老师。尽管陈布雷表面严肃，但最疼爱的却是这个小女儿。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亲自教导子女，也会检查陈怜的功课。然而，在外婆家生活六年的陈怜性格已经定型——她胆大，倔强任性，不会完全遵循父亲的指示，让陈布雷既头疼又无奈。 1932年，陈怜违背父亲希望她学师范的意愿，悄悄报考并成功进入了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录取比例仅是考生的十分之一，也是陈布雷当年的母校。 1967年11月19日，上海胶州路的一栋十一层高楼前，一个身影从天而降。就这样，48岁的陈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十九年前父亲陈布雷的自杀方式如出一辙。她的房间整洁有序，被子叠得工整，一切都显示她早已做好了了断生命的准备。书桌上，她留下的遗书写道：＂同志们啊，关于我当时被抓捕的情况，我已经在1949年全部交代清楚了，句句话属实，我的心是忠诚的，以后，你们或许就会明白了，而我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命运的讽刺在于，这位蒋介石＂文胆＂的女儿，早在1939年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亲自关照的地下工作者，就潜伏在父亲身边。 回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就读于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的陈怜立刻投入抗日活动中，用笔杆子＂打仗＂，经常在浙江民间刊物《战时生活》上发表文章。这本刊物的很多编辑都是共产党人，对陈怜影响至深。她的思想渐渐产生变化，对共产党充满向往。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怜看到《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文章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愤怒的陈怜立即动笔，写下多篇批驳文章。有趣的是，父女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因为陈怜用了笔名，而那篇文章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作者却是她的父亲陈布雷。 1939年，陈怜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将前往昆明求学。临行前，她去父亲办公室告别。陈布雷与女儿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怎样？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他劝诫女儿专心学业，不要卷入政治纷争。 然而，陈布雷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已是一名地下党员。陈琏直接反驳：＂父亲！我们中国已经陷入了危难之中，甚至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的大旗早已经升起，难道我们青年要袖手旁观吗？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在西南联大，陈琏不仅学习专业知识，更积极开展地下党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爱情——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袁永熙。两人志同道合，袁永熙虽出身贵州富贵之家，但也毅然选择了与家族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躲避军统特务康泽的搜捕，陈琏随地下党组织撤离学校，化名程国仪，在石屏县高级师范附中教书。临行前，她给大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 这封信让陈家陷入恐慌。陈布雷以为女儿去了延安，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还托人向共产党打听女儿下落。1942年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八路军办事处约见了陈琏。她表达了去延安的愿望，但周恩来婉拒了：＂由于当前是国共合作时期，你父亲的身份特殊，如果你去了延安，到时候你父亲找我们要人，该怎么办？我建议你还是留在这，利用好你父亲的身份，做好地下工作，也可以有所作为。＂ 就这样，陈琏回到家中，被安排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成为一颗深埋在敌人心脏的暗棋，直到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