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他叮嘱家人：就算他死，也不能用家中藏画换钱赎他，然而他却将价值1136亿元的字画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曾和袁克文、张学良、卢筱嘉称为“民国四公子”。
围绕在他身上的话题，几乎都是义薄云天、赤胆忠心的光辉业绩。
他是极尽繁华而又历尽苍凉的一个旧时王孙，是新时代中残存的一个风流名士。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父亲张锦芳是一个乡间秀才。
由于伯父张镇芳没有孩子，他6岁那年，与一个妹妹一起过继给了伯父。
张镇芳与袁世凯有亲，也就是说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
跟着张镇芳这个养父生活，张伯驹自然是见多识广。尤其是家里珍藏了很多奇珍异宝，这也让长大后的张伯驹对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是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
1927年，张伯驹收藏第一件字画——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
从此以后，张伯驹迷上了收藏，一发不可收拾，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1937年，张伯驹在天津回北平的车上遇到傅增湘，交谈中他们提到了《平复帖》，说溥儒（恭亲王的孙子）的母亲去世了，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大洋4万元购得。
《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法帖，距今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六七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张伯驹斥重金买下《平复帖》后，声震京沪，加上名门出身，并且家里藏品很多，随便拿出一幅字画来卖，都足够普通人花一辈子，所以他就被坏人绑架了，而且开口就要300万。
可是绑匪不知道的是，张伯驹家的财产几乎都花在收藏书画上了，手上的闲钱已所剩无几。
300万元不是小数目，向朋友借，短时间也筹集不到。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变卖张伯驹收藏的字画，然而妻子潘素知道字画就是张伯驹的命，岂能变卖？
张伯驹明白绑匪的意图，绝食抗议。
眼看张伯驹身体虚弱，绑匪怕张伯驹死了，无利可图，就安排家属相见，劝他不要寻短见。
潘素见到眼前的奄奄一息的丈夫，痛哭不已，问他是不是可以变卖字画救他。
不料，张伯驹连忙摇头，悄悄地叮嘱她：“家里的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千万不可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否则的话，我宁愿不出去。”
就这样僵持了近八个月，赎金从300万元降到40万元。
最终，还是在孙曜东的多方奔走下，四处托人，找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周佛海，用20根金条把张伯驹给换了回来。
然而张伯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他的藏品，发现一件没少，顿时松了口气。
后来张伯驹亲自上门感谢孙曜东，为了表示谢意张伯驹还将自己收藏的《蔡襄自书诗》送给他。
孙曜东笑着说：“君子不夺人所爱，况且这种宝贝留在你手里比我这强多了，在此乱世希望伯驹兄能尽力保我中华民族的瑰宝不失”。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张伯驹就曾在琉璃厂相中了展子虔的《游春图》。这幅《游春图》，当时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出价800两黄金。
当时的经济濒于崩溃，所以黄金是硬通货，800两黄金相当于800套四合院，张伯驹当时手头紧，拿不出那么多钱，无可奈何之下，把价钱压到了240两黄金。可是，这依旧是一笔大数目。
最终，张伯驹果断把宅子也给卖了，才勉强凑够240两黄金。
1956年，张伯驹夫妇把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张伯驹坚辞不受奖金，说是无偿捐献，哪能拿钱呢，怕沾上了“卖画”之嫌。
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张伯驹为了收藏书画此奋斗了一生，不为别的，就为了不让国画流落异国。
虽然张伯驹收藏的藏品价值连城，可是他的晚年却十分凄凉。
去世前，他将自己价值约合1136亿藏品捐给了国家。如今这些藏品大多陈列在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