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年近70岁的大翻译家杨宪益到南京开会，小妹杨苡请他在南大餐厅吃螃蟹，看着小妹熟练的剥好蟹肉递给他时，没想到他却吃惊地问：“你怎么会的？”
为什么剥蟹肉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杨宪益看来却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这还要从他的成长过程说起。
1915年，杨宪益出生在天津，他的父亲是杨毓璋特别富有的银行家。他的第一任妻子怀了八胎，但是最终只有两个女儿存活。
由于没有男丁，杨毓璋又娶了一个妾室，妾室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杨宪益。
当初，杨木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或许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或许是巧合，杨宪益五岁时，父亲真的去世了。
父亲在世时，杨宪益过着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是家中独子，全家都得听他的话。
每天早上，杨宪益起床的时候，都会有两个用人帮他穿衣服，里面的穿好了，裤子系上了，最后是拿了上衣站他身后候着，他要做的就是两条胳膊往袖筒里一伸，所以他到好大了都不大会自己穿衣服。
穿好衣服后，他就在帘子后面放的桶里小便，之后两个用人在边上，给他端洗脸盆，给他拧毛巾，拿漱盂接着他的漱口水。
穿系鞋带的鞋，杨宪益都是脚放进鞋里就往前一伸，等着人给他系。有时身边仆人不在，母亲就让他的姐妹帮他系鞋带。
其实也不能说杨宪益懒，只是是家里人都把他当个“小皇帝”伺候，估计他也不想这样。
长大后他留学到国外，没人侍候了，自己就学会了，而且吃西餐溜得很，吃中餐才会笨手笨脚，姐妹们还老笑他：你怎么那么笨？
八十年代初，杨宪益到南京开一个翻译方面的会议，妹妹请他在南大餐厅吃螃蟹，他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剔剥好了给他吃，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妹妹，“你怎么会的？”
那时候，杨宪益真的像个小皇帝一样，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比如他要上楼，还没抬腿，楼下的人已在大呼小叫的：“少爷要上来了！”
如果杨宪益出去逛街，用人刘会跟在后面，他看中了什么，用人就去付钱，而后就是大包小包地拎东西。
不过他的妹妹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母亲是绝对不允许她要这要那的。
不过，妹妹只要跟在哥哥杨宪益身后，如果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妹妹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他回头问一句，想要？妹妹点点头，他就向用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妹妹想要的就到手了。
父亲去世后，所幸死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足以使孤儿寡母仍然继续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
父亲去世很久后，他的酒柜里还存有洋酒。有一天，他拿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往花园里的一个金鱼缸里咕咚咚咚倒了许多。金鱼们全都醉死了，洋酒少了大半瓶，家里都没有人过问。
小少爷随便倒掉一瓶洋酒家里都没人知道，以至于仆人们便放开胆子大肆偷盗。
杨宪益刚开始念书的时候，起初家人也是请先生到家里教的，不让他上学，怕路上遇到坏人，怕在学校里磕着碰着。
直到十岁，家人才让他学校，他很兴奋。每天早上上学前，母亲都要检视一番才让走，天冷的时候，给他戴上厚厚的帽子，再围上围巾，穿上大衣，最后还要拿手绢给他抹一下眉毛。
杨宪益上高中时，他看同学打篮球，自己也想玩，可是家里人不让玩，怕撞着碰着，说要打的话在家里打。
家人很快给他买了篮球架，竖在院里。篮球几个人一起玩才有意思，家里没别的男孩，他一个人玩很无聊。
19岁那年，杨宪益想跟着他的外国物理老师一起出国留学，可是母亲不放心。直到他的一位叫李亚福的同学也想与杨宪益一同去英国，母亲这才同意。
特殊时期，杨宪益被关了起来，当他被押着下楼往办公楼外走去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是此去吉凶难卜，何时才能返家之类，而是嫌脚上的拖鞋不跟脚，想的是“刚才出门，为什么不换双鞋呢？”
在牢房里，留过洋，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杨宪益，做过大学教授，在国家局机关里任专家的杨宪益，在本已拥挤不堪的犯人中间，竟然安然入眠，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
此时的仿佛他不是一个坐牢的受难者，而是一个旁观者，顶多是一个体验生活的人，一个坐牢玩票者。
不过，这也说明杨宪益能上能下、能伸能屈的，不仅如此，他的心理自我调节的能力极强。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杨宪益出生在富贵之家，又是独子，享受的自然是最好的待遇，不过后来的他却也能够独立自主。并没有成为溺爱条件下的“逆子”，而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和他自身的本性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