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勘察地形的宋时轮司令，因不熟悉当地的路线，误入了国民党的驻点韩庄，被国军扣押。国军韩庄驻地的营长王世江听到抓到的人是解放军司令员，立即向宋司令行了一个军礼：“地下党员王世江，向司令报到”。 1950年11月，朝鲜战场上空的寒风刺骨。当时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大雪漫天，东北边防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正站在长津湖战区的指挥所里，分析着美军的动向。 此时的宋时轮已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但他的目光却回望到两年前的那个危险夜晚——那次他差点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却因一位地下党员的及时相认而转危为安。 ＂毛主席打仗的原则中有一条是＇先弱后强＇，＂宋时轮对参谋人员说道，＂在众多敌军队伍中，陆战第一师是强中之强，第7师最弱。我们可以先打第7师，让战士们练练手，熟悉一下美军的作战特点，然后集中力量打强劲的敌人。＂ 这种战术思维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47年，宋时轮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时，就在梁山地区的阻击战中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战术创新能力。当时，他们在一片水洼平原地区执行运动防御作战，掩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面对这片陌生的地形，宋时轮大胆改变了传统作战方法：＂将纵队所属第28师、29师作为一线配置，以纵队特务团为预备队，各师按梯次部署。第一梯队在前面阻击敌人的时候，第二梯队就在后面构筑工事，然后轮换阻击敌人。＂ 这种交替阻击的战法，既能让部队在激烈战斗中获得短暂休整，又有坚固工事作依托继续作战。结果，10纵在梁山地区阻击敌军十多天，重创敌第五师5个营，使其失去战斗力，成功掩护了刘邓大军南下。 而更早些时候，1946年1月，宋时轮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少将执行处处长时，就展现出不凡的外交智慧。当时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攻击我方工作人员没能按约定时间抵达，称我方故意破坏军调工作。 宋时轮在三方执行会议上当即反驳：＂国民党人员到位快是因为他们有军统局、军令部的特务人员可以随时调遣；美国有驻华美军有关人员可以就近使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现代化通讯和交通工具。我方既没有随时调遣的人力，又没有现代化通讯和交通工具。＂ 他进一步指出：＂我方选调来军调部的工作人员如叶剑英、罗瑞卿等人，他们都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如郑介民等则是做特务工作的，到底谁对谈判诚心，谁想要破坏工作，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这番有理有据的反驳令国民党和美方哑口无言，就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一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真的是蠢不可及！＂ 1948年11月4日的夜晚格外漆黑，淮海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安排完作战任务，乘坐一辆＂中卡＂返回位于王开村的司令部宿营地。车上除了宋时轮，还有他的警卫班15人和秘书许胜。 宋时轮有个习惯，打仗前必须亲自考察地形，以确保战略部署的可行性。但在徐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这个习惯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悉，加上语言沟通障碍，他们找了当地老乡做向导。 老乡热心地将他们带到了大运河北岸的韩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当宋时轮一行人意识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站住，站住，不要跑了，再跑我就开枪了！＂黑暗中，一群国民党士兵高声喊道，随即将＂中卡＂拦下来，打碎了车灯和前窗玻璃。警卫班长郑玉生立刻带领警卫员下车保护宋时轮，警卫员于百川和郁荣则扶着宋时轮隐蔽到附近庄稼地的一个坟盘里。 被带到敌军驻地后，宋时轮面对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的审讯。 ＂你们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来这里是干什么的？＂王世江严厉地问道。 宋时轮起初不想暴露身份，便说：＂我们都是侦察兵，是为了侦察情况的。＂ 王世江不信，冷笑道：＂侦察兵？你是骗我没长眼睛吗？我再问最后一遍，你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 宋时轮意识到无法隐瞒，便大声回应：＂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的司令员宋时轮，你们还是趁早缴械投降，避免伤亡！＂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王世江并没有暴怒，而是站起来向宋时轮敬了一个军礼，说道：＂报告长官，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77军132师111团3营营长。＂ 宋时轮震惊了，试探地问：＂是吗？那你和我军什么人联系？＂ ＂杨斯德和孙秉超。＂王世江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他们对你有什么交代吗？＂ ＂向我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命令，要我掌握好部队，随时准备起义。＂ 原来，王世江在抗日战争中曾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在一次战斗中，蒋介石为了保护嫡系部队，不顾杂牌军死活，甚至堵住了通往后方的大桥，使伤员无法转移。而解放军将王世江等伤员救出，使他躲过了一劫。这段经历让王世江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得知事情原委后，宋时轮握住王世江的双手，欣喜地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本来我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没想到你居然是我们的同志，你来得正好啊！＂
